多年，成為中南海警衛部隊的負責人。
接著坐火車在凌晨二點到達遵義。我來到遵義會議紀念館，他們出於職業習慣，說紅軍佔領遵義也是凌晨二點！在紀念館參觀、採訪及查閱檔案材料，受到副館長費侃如、田興詠以及鄭心棻的許多幫助。在遵義，我訪問了老紅軍李小俠，她跟鄧穎超、康克清、李伯釗、賀子珍，跟毛澤東、周恩來都熟悉。陳雲在一九三五年秋寫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中，便提及她：“尤有一事可記者，當紅軍在遵義成立革命委員會時，有一女學生名李小俠，年約二十，同情紅軍，在大會上演講，後被舉為革命委員之一。”我也訪問了遵義會議會址的原主——國民黨柏輝章師長的胞弟柏錦章。在貴陽，國民黨貴州省主席王家烈的老部下萬式炯，如今是貴州省政協常委。萬老先生是王家烈夫人萬淑芬之侄。王家烈當師長時，他是團長。他很詳盡地回憶了王家烈追堵紅軍的經過。接著我前往北京，訪問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張聞天夫人劉英，王稼祥夫人朱仲麗。有關共產國際的一些問題，我請教了中國人民大學楊雲若教授。
在氣溫高達四十攝氏度的日子裡，我來到“火爐”南昌。中共江西省黨史辦公室駿同志給我很多指點。接著，在井岡山、在紅都瑞金採訪，分別得到那裡革命博物館負責人朱本良、鍾書棋以及李蕊珍、李春祥、黃仲芳的幫助，中共井岡山市委宣傳部和中共瑞金縣委宣傳部給我提供了工作的方便。我一一實地訪問毛澤東當年戰鬥過的地方，使我對他有了比較深入的瞭解。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後記 2
在採訪中，我發覺黨史專家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偏頗，即對所謂“反面人物”（其實只是一時犯了錯誤的人）不大加以研究，我幾乎查不到一篇關於博古、凱豐的詳細介紹文章；關於李德，因為他寫了回憶錄《中國紀事》，因而比對博古、凱豐的研究稍稍多一點。
我求助於博古的親屬。我尋訪了博古的長女秦摩婭、女婿劉家農，又尋訪了博古小女兒秦吉瑪、女婿李海淵，才使我對博古有了一些瞭解。我又訪問了曾在博古手下工作多年的溫濟澤，他談笑風生，向我說及博古的性格、形象、為人，使我對博古的瞭解深入一步。
關於凱豐，更鮮為人知。在一份黨史雜誌上，我甚至查到一篇題為《王克全、何克全是一個人嗎？》的文章。凱豐本名何克全，而凱豐則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因此好幾部中共黨史著作如《中國共產黨史稿》等，都把兩人混為一談，以為“王克全即何克全”，以致不得不出現《王克全、何克全是一個人嗎？》這樣的文章加以辯誤。這恰恰表明，凱豐長期以來處於“被遺忘的角落”。在南昌，一個悶熱的夜晚，一個僻遠的地方，我得以訪問了凱豐的長女何裕清及女婿張慈瑞。不巧，偏遇停電，在燭光之下，聽他們長談凱豐，才使我詳細瞭解了凱豐的身世。對於李德，在中共中央黨校，我得到從事李德研究的周文琪的幫助。我訪問了年事已高的當年李德的翻譯王智濤，訪問了親自接李德進入中央蘇區的前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卓雄。李德的另一位翻譯伍修權因病住院，我請他的親屬洪廬介紹了有關李德的情況。三位“歷史老人”向我講述自己親歷的故事，使本書增色不少：一位是前已提及的張聞天夫人劉英，八十六歲，卻有著極好的記憶力。早在江西中央蘇區，劉英就認識毛澤東。在長征途中，她接替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劉英花了許多時間，向我講述了她知道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博古、李德、聶榮臻、鄧小平、劉伯承、任弼時、鄧發另一位是古柏夫人曾碧漪，也已八十六歲。當年，古柏擔任過毛澤東秘書，所以曾碧漪早在江西中央蘇區，就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與賀子珍、賀怡有著很深的友情。她向我講述了“鄧、毛、謝、古”受打擊的情形，講述了“富田事變”親歷記，這些將近七十年前的重要往事中，健在的當事人已所剩無幾了。還有一位是九旬老人鄭超麟，他是當年八七會議的出席者，與中共早期的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有過許多交往。本來，還計劃訪問陸定一、康克清，但經電話聯絡，他們正因病住在醫院，所以未能訪問。另外，經與任弼時女兒聯絡，計劃訪問任弼時夫人陳琮英，因她正在北戴河休養不在北京，所以未能採訪。與“劉伯承傳記組”聯絡，欲訪問劉伯承夫人，也因路遠未能實現。
上海電影製片廠程澤民先生給了我許多幫助。對於電影劇本《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他提出許多珍貴的意見。
貴州人民出版社的許醫農和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的洪亮，為我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