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起點》出版後，被《文匯報》、《羊城晚報》、《暢銷書摘》以及香港《明報月刊》、臺灣《傳記文學》等近三十家報紙、雜誌摘載或連載，收到眾多的讀者來信。許多讀者熱忱地鼓勵我繼續寫下去。
《紅色的起點》寫的是“中國有了共產黨”。那麼，接下去該寫什麼呢？不言而喻，應該是“共產黨有了領袖毛澤東”。真巧，就在這時，上海電影製片廠籌拍關於遵義會議的上、下集大型故事片。上海電影製片廠文學部編輯程澤民在我的多年文友孫雄飛陪同下，前來我家，約我寫這一電影劇本。我以為，遵義會議的重要意義，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也就是說，“共產黨有了領袖毛澤東”。這一約稿，和我的寫作計劃不謀而合，於是，我也就答應下來。我在完成關於遵義會議的電影劇本《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之後，也完成了同名紀實長篇《歷史選擇了毛澤東》。
毛澤東是中國二十世紀的偉人、巨人。有關他的傳記，從《青年毛澤東》到《晚年毛澤東》，已經有了好多本。本書從領袖史的特殊視角寫毛澤東，是歷史對中共領袖人物的選擇，卻是未曾有過的。我選擇了這樣的角度來寫毛澤東，一方面希望寫出新意，一方面也是希望跟《紅色的起點》銜接——因為在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之後，便急需要選擇正確而成熟的領袖。領袖是黨的旗幟，革命的舵手。列寧曾說：“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列寧：《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列寧選集》，第一卷，第二百八十六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他又說：“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四卷，第一百五十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領袖的選擇，在誕生不久、尚處於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尤為重要。在一定的條件下，領袖決定一切。在毛澤東之前，一右三“左”，即陳獨秀的右傾機會錯誤，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和王明、博古的“左”傾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正是由於領袖的錯誤，才導致黨走上錯誤路線。
正因為這樣，我認為值得從領袖史的角度，去寫毛澤東。
《紅色的起點》採用“T”形結構，即著重寫一九二一年前後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橫斷面，也寫及中共“一大”代表們的後來。《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則採用“○”形結構，即兩頭小、中間大。兩頭，分別是第一章和第八章。第一章寫毛澤東之前，以粗線條描述在毛澤東以前的中共領袖史，描述了歷史對他們的走馬燈般的淘汰。如列寧所說：“他們當領袖是不合格的，看來他們在革命期間將不得不由領袖變為下屬，否則就會被拋棄。”列寧：《兩個世界》，《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八章則同樣以粗線條描述從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之後，面臨張國燾和王明兩次嚴重的挑戰，直至中共“七大”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方針寫入中共黨章。中間的六章，即第二章至第七章，是本書的核心——歷史如何選擇了毛澤東。從八七會議寫起，寫井岡山的鬥爭，寫紅都瑞金的艱難歲月，寫長征中血的教訓，寫遵義城裡那場舉世聞名的會議。在這些日子裡，毛澤東曾經幾度被撤職，幾度遭批判，一次被捕，幾番病重，真可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孟子·告子下》）正是在這歷史的角逐之中，毛澤東以其正確的思想、策略和路線，脫穎而出，一躍而為中共領袖，從此領導中共達四十一年之久。
我曾說，我的作品是“跑”出來的。在看了大量的歷史文獻、檔案之後，有了總體構思，我便開始“跑”——行程萬里，到實地去採訪，以儘量掌握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本來在一九九○年冬就應該外出採訪。由於我患目疾，動了手術，醫囑不能外出，不論飛機、火車或是汽車，都會使剛剛動了手術的眼睛受到震動，造成不良後果。靜養了半年之後，儘管醫生仍勸我要繼續靜養，我還是行程萬里，外出工作了。一九九一年的夏日，我差不多是在羈旅中度過，為的是進行眾多的採訪，以寫好這部新的長篇。
先是從上海飛往成都，在那裡訪問了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他是瑞金沙洲壩人，當年曾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站崗，常常見到進出那裡的政府主席毛澤東。後來他在毛澤東身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