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這些話的是所裡的一個實權派處長滿雲飛。他整天除了在處室亂轉，散佈些小道訊息，就是傍在領導身邊，人稱滿天飛，又叫“二所長”。他自己也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所領導接班人，所以妄自尊大，盛氣凌人，惟恐別人勝過自己，事事總想壓著別人一頭。上綱上線，更是他的看家本領。
原來他根本沒把從農村出來不久土裡土氣的白剛放在眼裡，白剛的報告受到那麼多人的關注，他心裡便老大不高興。沒想到所領導對白剛的報告也很感興趣，資訊處還要印發學術資料，更使他有鯁在喉，如坐針氈。便直接找到資訊處去發號施令，不讓印發，還說：“你們一點政治敏感也沒有，這麼嚴重的問題竟然看不出來？”然後又去找所里老書記，把白剛的論點大大貶斥了一番。
“沒那麼嚴重吧？學術研究嘛，不同意見可以探討嘛！”他看老書記不同意便急赤白臉地說：“公開反對黨的政策，反省委，反中科院，這可不是學術問題，是嚴重的政治問題。所裡印發資料，就等於所裡支援這種言論，讓省委領導和中科院知道了，所裡得擔多大責任？我這可不是為自己是為所裡擔心哪！”為顯示自己的能力和權威，他把找老書記說的這番話又和關處長說了，只是沒講是哪位領導和領導的最後態度，而是傳達他的命令：“我可告訴你們，不準印哪！”
白剛雖然不在乎自己的稿子發不發，但是對他這種霸道作風非常不滿：“各處室都是平行的，他為什麼對你們發號施令說不準印就不印？你們沒找所領導？”關處長說：“找啦！老書記說本來不同意見可以探討，可是既然有這麼大的分歧，那就別印了吧！你看，我們還有什麼辦法？”關處長最後好心地說：“老白呀！以後還是小心點好，我聽說領導裡也有人同意他的看法。他這人活動能力強，他這種思想也有市場啊！”
關處長還是關心地說書記本來對你的報告印象很好，他大帽子一扣，也不敢堅持了。書記戴著修正主義反革命帽子受批鬥多年，也是怕這種政治大帽子啊！人們都知道你是右派，再有個什麼運動，或是風吹草動，憑他上綱的這兩條，不給你扣個右派，也得打你個反革命啊！就是沒有運動，政治大帽子也可以壓死人哪！他看到白剛滿不在乎，一會兒又湊到白剛耳旁輕輕說：“我聽說有人已經向省委告狀了，說你右派立場沒改，反省委，反對黨的政策。以後說話寫文章可千萬要小心啊！”
“告吧！我不怕。”白剛說，“勞改批鬥二十多年，什麼大帽子都戴過，這點事算個啥！還能再把我關起來？實在幹不了回家。”說完還笑了笑，“我還佩服這二所長真有兩下子，他要打我個右派、反革命，我是不會喊冤的。”
“怎麼呢？你還佩服他？打你個反革命都不喊冤？”關處長十分驚奇。白剛調皮地笑了笑：“是啊！你沒看出來？反對現在還堅持‘以糧為綱’就是針對省委。反對這模式那模式的現代化道路，其中就有院裡某些領導的主張。”關處長不服氣說：“那也談不上反省委反中科院哪！以糧為綱以前是黨中央提出的，主張哪種模式現代化的多啦！也不光是院裡某些領導啊！”
“既然是黨中央提出的，說你反黨不是更合適嗎？何況說你反省委？不管多少人主張，既然有某些院領導，說你反中科院有什麼不對？有些人這些年不都是這種邏輯嗎？”白剛說完，兩人同時都笑了，但這笑聲中卻有多少酸楚啊！
白剛說是不怕扣帽子，他確實也有這種思想準備，但是他終究也不得不考慮到帽子的利害。考慮到落實政策時的艱難，中組部多次批示打招呼，省裡都一直頂著，中組部的信都不接。現在省委基本上還是那些人，據說有些人還是堅持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對過去農村實行的一套辦法還是堅持的。有人告到省委，誰知道會有什麼結果？他暗暗慶幸自己沒有把否定公社制度的想法一古腦兒說出去，要是那樣問題就更大了。
可是全國形勢發展很快，上上下下許多人的思想都在解放。1979年對農民還管得很死，除深山的孤門獨戶以外一律不允許包產到戶。1979年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偷著搞包產到戶還是捨出了身家性命，冒著坐監獄的危險乾的。他們訂了誓約：“哪個因為大包乾進大牢，全村養活他一家。”
1980年中央就開了一個小口，規定邊遠山區和貧困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但只規定作為解決群眾溫飽的一項臨時措施。
1981年中央檔案便認為困難地區實行包產到戶穩定幾年大有好處了。不過仍然沒有把他視為正宗，幾年之後仍然要走集體化的大鍋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