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
張國燾一朝權在手，便以集中統一指揮為名收繳各軍團的密電本。彭德懷回憶說：
“我完成任務後，回到蘆花軍團部時，軍委參謀部將各軍團互通情報的密電本收繳了，連一、三軍團和軍委、毛主席通報密電本也收繳了。從此以後，只能與前敵指揮部通報了。與中央隔絕了，與一軍團也隔絕了。”（37）
由於張國燾一再拖延，戰機已被貽誤，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紅軍已難經松潘沿大道進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銷原定的《松潘戰役計劃》，改從自然條件極端惡劣的大草地北上，這給紅軍北上帶來極大的困難。八月三日，紅軍總部制訂《夏洮戰役計劃》，將紅軍分左、右兩路北上：右路軍由紅一方面軍的第一、第三軍即原第一、三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組成，中共中央機關和前敵總指揮部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由紅四方面軍的第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三軍和紅一方面軍的五軍、三十二軍（即原第五、九軍團）組成，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和總參謀長劉伯承隨左路軍行動。
八月四至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會議。毛澤東在發言中，再次強調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會議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擔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會議透過的《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的決議》，重申北上方針，強調創造川陝甘根據地是當前紅一、四方面軍面臨的歷史任務。為此，必須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維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決議指出，在紅軍中必須糾正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的右傾錯誤。
會後，周恩來發高燒病倒了，經確診是患阿米巴肝膿腫。毛澤東常去看望。他肩頭的擔子更重了。
張國燾參加沙窩會議時，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針，實際上沒有放棄因畏懼國民黨軍隊而主張退卻的打算。他回去不久，又提出經阿壩向青海、寧夏、新疆退卻，同中央規定的北進夏河流域相左。
鑑於張國燾堅持向青、寧、新退卻的主張，中共中央在八月十五日致電張國燾：“不論從敵情、地形、氣候、糧食任何方面計算，均須即時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急進。左路及一方面軍全部，應即日開始出動，萬不宜再事遷延，致誤大計。”“班佑以北，糧、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軍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壩，只出支隊，掩護後方前進。”“目前應專力北上，萬不宜抽兵回擊撫邊、理番之敵。”（38）
接著，毛澤東召集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等開會，研究右路軍經草地北上的具體路線，決定由葉劍英率兩個團為右路軍先遣隊。他召見紅一軍二師四團團長楊成武，佈置先頭團過草地的任務。楊成武回憶道：
“毛主席一手叉腰，一手指著地圖，說：‘要知道草地是陰霧騰騰、水草叢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澤國，你們必須從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條北上的行軍路線來。’”“北上抗日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是中央研究了當前的形勢後決定的。”“我們只有前進。敵人判斷我們會東出四川，不敢冒險走橫跨草地，北出陝、甘的這一著棋。”“他又強調說：‘克服困難最根本的辦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難向同志們講清楚，把中央為什麼決定要過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們講清楚。只要同志們明確了這些，我相信沒有什麼困難擋得住紅軍指戰員的。’”“‘要儘量想辦法多準備些糧食和衣服，減少草地行軍的困難！’毛主席懇切地、著重地囑咐我這兩句話，然後問我是否已找到嚮導。”“毛主席一邊與我握手，一邊叮嚀道：‘到徐總指揮那裡去一下，去接受具體指示。’”（39）
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常委會議，研究常委分工，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由毛澤東作夏洮戰役後的行動問題的報告。當時，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軍在東側，張國燾所在的左路軍在西側。毛澤東從軍事、經濟、民族、地形等條件，論證了紅軍主力不應向西而應向東。並且指出：目前我們的根據地應“以洮河流域為基礎”，將來向東發展，後方移至甘肅東北與陝西交界地區。（40）徐向前、陳昌浩同意毛澤東的報告，說戰略方針當然是向東，左路軍一定要與我們靠攏。毛澤東做會議總結說，今天討論意見是一致的，“向東還是向西是一個關鍵問題”，應採取積極向東發展的方針。夏洮戰役應採取由包座至岷州的路線，可集中三個軍，甚至全部集中走這條路線。左路軍應向右路軍靠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