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裡面。”他從這裡得出一個極端重要的結論：“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換句話說：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文章強調：“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調查的物件是社會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要明瞭整個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經濟情況，而不是各種片斷的社會現象，不是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自以為是地指手畫腳，瞎說一頓。文章指出：“我們調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種社會階級，我們的終極目的是要明瞭各種階級的相互關係，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後定出我們正確的鬥爭策略，確定哪些階級是革命鬥爭的主力，哪些階級是我們應當爭取的同盟者，哪些階級是要打倒的。我們的目的完全在這裡。”
適應正在變化的客觀環境，毛澤東及時地指出，調查工作不能只偏於農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許多幹部對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這二者的策略始終模糊：“鬥爭的發展使我們離開山頭跑向平地了，我們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們的思想依然還在山上。我們要了解農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則將不能適應革命鬥爭的需要。”他在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所進行的尋烏調查，便是這樣做的。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論斷：“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這自然是針對以往許多人機械執行共產國際指示或盲目照搬俄國革命經驗的狀況提出的。文章中說：“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鬥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裡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鬥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瞭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
作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點，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在這篇文章中可以說已初步形成。毛澤東十分重視這篇文章。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它已經散失。到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找到。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把它作為中央檔案印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三月十一日，毛澤東特地為它寫了一段說明：
“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在一九三○年春季，已經三十年不見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從中央革命博物館裡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館是從福建龍巖地委找到的。看來還有些用處，印若干份供同志們參考。”
《反對本本主義》的寫成，反映出毛澤東在認識過程中出現了一個“飛躍”。這個“飛躍”，確實是他“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覆了多次後”才產生的，反過來又可以使他更自覺地用來指導此後的實踐。
一九三○年六月初，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從尋烏出發，再次進入閩西，經武平到上杭，分兵發動群眾。這時，閩西革命根據地已正式形成，以鄧子恢為主席的閩西蘇維埃政府和各級民主政權已先後成立。根據地人口約八十五萬人，佔閩西各縣總人口的一半以上。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土地，並且出現了具有生產互助性質的耕田隊。毛澤東到上杭縣才溪鄉進行社會調查後，召開區鄉工作人員和耕田隊長會議，號召群眾組織起來搞生產，要求把耕田隊改成互助組；教育區鄉工作人員依據群眾自願入股原則，創辦出售油、鹽、布匹和收購土特產品的合作社，來促進物資交流，解決農民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
六月中旬，毛澤東在長汀縣南陽（現屬上杭縣）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通常稱為南陽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關於形勢和任務的報告，鄧子恢代表閩西特委彙報了閩西革命根據地半年來的形勢和各項工作的經驗教訓。會議討論了經過毛澤東審改的《富農問題》和《流氓問題》兩個決議。決議中明確規定，對土地分配除原有的“抽多補少”原則外，增加了“抽肥補瘦”。
以後，毛澤東在這年十月又做過興國調查。這次調查的特點是：第一，做了八個家庭的調查，這是他過去從來沒有做過的，而沒有這種調查，就不能有農村的基礎概念。第二，調查了各階級在土地鬥爭中的表現，這是他在尋烏調查中做了而沒有做得完全的。毛澤東在整理後記中說：“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