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三）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③
同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相對立的，便是毛澤東一向倡導的重視調查研究，堅持從實際出發。客觀實際是複雜的，調查研究應該是周密而系統的。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寫道：“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論理來。”
在這以前，毛澤東曾作過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七個有系統的社會調查，湖南那五個縣是大革命時代做的，永新、寧岡兩個是井岡山時代做的，但這些材料因為馬日事變和井岡山失守而損失了。
古田會議後，紅四軍回師贛南，分兵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在贛南逐步形成一塊比較鞏固的根據地。一九三○年五月，紅四軍在地方武裝配合下攻克尋烏縣城，在這裡停留了一個月，環境比較安定。這樣長時間的停留，在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後是少見的。
毛澤東利用紅四軍正分散在安遠、尋烏、平遠發動群眾的機會，在尋烏縣委書記古柏協助下，接連開了十多天座談會，進行社會調查。這是他以前還沒有過的規模最大的一次調查。調查的目的性很明確。毛澤東說過：這正是對“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瞭解的時候，同時我對於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參加調查會的有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共十一人。尋烏這個縣，正介於閩粵贛三省的交界處，明白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
毛澤東把這次調查的結果，整理成《尋烏調查》，共五章三十九節，八萬多字。這個調查，對尋烏縣的地理環境、交通、經濟、政治、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等，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考察分析。不僅調查了農村，還調查了城鎮，尤其調查了城鎮的商業和手工業狀況及其歷史發展過程和特點。經過尋烏調查，毛澤東懂得了城市商業狀況，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種情況，為制訂正確對待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的政策，為確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農的“抽肥補瘦”的原則，提供了實際依據。他說：“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僱農都過活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飢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僱農一定陷於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④但他還有不滿足的地方，覺得：“這個調查有個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僱農與流氓。還有在‘舊有土地分配’上面，沒有把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分開來講。”⑤
和進行尋烏調查同一個月，毛澤東寫出了他的名作《反對本本主義》（原題是《調查工作》，六十年代公開發表時改成這個名字）。這是毛澤東多年來從事調查研究的理論總結。
文章劈頭就提出一個重要的命題：“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你對於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於某個問題的發言權。”他倡導要到群眾中去進行社會調查。指出：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麼好辦法、打出什麼好主意的。換一句話說，他一定要產生錯辦法和錯主意。毛澤東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文章尖銳地批評黨內討論問題時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強調必須把上級所作的決議、指示同本地區、本部門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毛澤東接著又闡述了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應該採取的正確態度：“我們說馬克思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鬥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鬥爭需要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