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搞錯了的，摘下帽子，賠個不是。說到這裡，他向大家行禮賠不是。同年十月，他再次在中央黨校講話，說：去年“搶救運動”，搞了十幾天，我們馬上就使它停止了。“搶救運動”的基本錯誤是缺乏調查研究和缺乏分別對待這兩點。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又一次在中央黨校講話，說：在審幹中，“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是我。別的地方搞錯了誰負責？也是我，發號施令的也是我。”“我是黨校的校長，黨校也搞錯了，如果在座有這樣的同志，我賠一個不是，因為搞錯了。”⑾毛澤東的自我批評，化解了許多人心中的怨憤，重新實現了同志之間不存芥蒂的團結。
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但在審查干部工作中卻出現了由於主觀主義而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這是不應該發生的錯誤。但由於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現並糾正了這個錯誤，它在延安整風中只是一個支流。
當整風運動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向前發展的時候，傳來了共產國際解散的訊息。這件事也有利於正確解決中共黨內高層領導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自從在黨的二大決定加入共產國際後，作為它的一個支部，不僅思想上受到共產國際很大影響，組織上也得受到它的一定約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做過許多有益的工作，也做過不少錯誤的決定。中國共產黨在處理各種政治上以至組織上的重大問題時，常常不能不考慮到共產國際的態度這個因素，儘管在後期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干預已經越來越少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季米特洛夫致電毛澤東，通報關於共產國際主席團將於二十二日宣佈解散共產國際一事。當翻譯師哲將國際來電送給他時，毛澤東興奮地說：“他們做得對，我就主張不要這個機構”。⑿二十一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國際來電。會議決定：先由毛澤東覆電季米特洛夫，表示贊成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提議；待共產國際公開宣佈主席團的這一提議後，中共中央再作正式決定。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收到蘇聯《真理報》發表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後，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一致透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
當天晚上，中央書記處召開延安幹部大會。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共產國際在它存在的整個歷史時期中，在幫助各國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黨上，在組織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事業上，特別是在幫助中國革命事業上，有巨大功勞。接著指出，但是現在共產國際這個革命的組織形式，已經不適合鬥爭的需要了，如果還繼續儲存這個組織形式，便反而會妨礙各國革命的發展。現在需要的是加強各國民族共產黨，而無需這個國際的領導中心了。他強調：共產國際的解散，不是為了減弱各國共產黨，而是為了加強各國共產黨，使各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這就增加了我們的責任心。⒀共產國際的解散，更便利了中國黨能夠獨立自主地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去處理中國革命問題。
共產國際的解散，也打破了國共兩黨之間保持了兩年的相對平靜狀態。國民黨頑固派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趁機發動新的反共高潮。他們一面以共產國際解散為藉口，製造輿論，要求解散中國共產黨，取消邊區，另一面調集二十多個師的兵力，準備向邊區發動突然襲擊，形勢十分嚴峻。
毛澤東從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得到準確的情報後，立即做出緊急部署：“以宣傳對付他們的反共宣傳，以軍事對付他們的軍事進攻。”⒁他從晉西北調兵力保衛邊區；在延安召開三萬餘人的群眾大會，緊急動員全邊區人民積極做好武裝自衛反擊的準備，由大會發出呼籲團結、反對內戰的通電。同時，他又指示重慶、西安等地的八路軍辦事處把蔣介石、胡宗南準備進攻邊區的訊息向外界廣為傳佈，並親自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質問國民黨》，呼籲愛國的國民黨人行動起來，“制止這個內戰危機”。
由於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採取正確的鬥爭方針並作出周密的部署，揭穿了國民黨的密謀，取得國內各界的同情，英美等國也對蔣施加了壓力，蔣介石不得不改變計劃。這場來勢洶洶的反共浪潮還沒有完全掀起就被打退了。事後，毛澤東致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負責人周子健，表揚他們提供的準確情報“幫助中央甚大”。⒂
接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乘勢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一場巨大的宣傳攻勢，批判蔣介石在這年三月出版的著作《中國之命運》，反對中國的法西斯主義的勢力，以消除中國的內戰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