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們認為他的觀點太右了，對大資產階級讓步太多了，只是讓步是弄不好的。
因為王明在爭論中提出了對目前時局的嚴重的原則性問題，毛澤東提議停止討論蘇維埃後期的錯誤問題，集中討論抗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加以說明。但王明卻突然稱病不肯出席政治局會議，使會議未能舉行。以後，他就長期稱病，拒絕參加中央的整風會議。
十月十三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宣佈，因為王明生病，政治局會議停止討論。關於王明在武漢時期工作中的錯誤，依照十月八日書記處工作會議提出的“在武漢時期政治上組織上都有原則的錯誤，但不是路線的錯誤”作為定論。⒂
關於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毛澤東起草了一份書面結論草案，題目是《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結論草案》。草案概括地說明：“這條路線的性質是‘左’傾機會主義的，而在形態的完備上，在時間的長久上，在結果的嚴重上，則超過了陳獨秀、李立三兩次的錯誤路線。”草案分析：這條路線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錯誤；在政治方面，對形勢的估計，對策略任務的提出與實施，對中國革命許多根本問題都犯了過“左”的錯誤；在軍事方面，犯了從攻打大城市中的軍事冒險主義轉到第五次反“圍剿”中的軍事保守主義（同時也包含著拼命主義），最後在長征中轉到完全的逃跑主義的錯誤；組織方面犯了宗派主義錯誤。草案還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實際上克服了當作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解決了當時最主要的問題——錯誤的軍事路線、錯誤的領導方式和錯誤的幹部政策，實際上完成了由一個路線到另一個路線的轉變，即是說克服了錯誤路線，恢復了正確路線。”⒃這個結論草案的許多重要內容後來被吸收到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透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為了進一步弄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決定組織一個研究黨的歷史的委員會，由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彭真組成，以毛澤東為首。
大概就在起草這份結論草案以前，毛澤東還寫了題為《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的長篇文章，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統地批判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獻，指出它們的主觀主義、冒險主義、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特徵。毛澤東當時只把這篇文章給劉少奇、任弼時看過，一直沒有發表。關於沒有發表的原因，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澤東曾這樣寫道：“這篇文章是在延安寫的，曾經送給劉少奇、任弼時兩同志看過，沒有發表。送出去後也就忘記了。一九六四年有人從檔案館裡找出這篇文章的原稿，送給我看，方才記起確有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沒有發表，甚至沒有在中央委員內部傳閱，只給兩位政治局委員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為這篇文章寫得太尖銳了，不利於團結犯錯誤的同志們吧。”⒄因此，當時這篇文章不但在社會上，並且在黨內也沒有直接發生影響。但透過寫作這篇長文，使毛澤東對那個時期中央的路線錯誤的認識大大深化了。
同一九四○年底政治局討論黨的歷史的那次會議相比，一九四一年的九月會議大大跨進了一步，因為它使黨的領導層對必須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大體上取得了共識。毛澤東曾這樣評價：“九月會議是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報告整風的，我的《農村調查》等書也不能出版”，“整風也整不成”。⒅
九月會議後，毛澤東集中力量領導高階幹部的整風學習，他認為“犯思想病最頑固”的是高階幹部，“將多數高階及中級幹部的思想打通，又能儲存黨與軍的骨幹，那我們就算是勝利了。”⒆根據九月會議的決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組（又稱中央學習組），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階學習組，歸中央學習組管理指導。毛澤東規定中央學習組的任務是：“一方面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一方面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他還提出，“延安開一個動員大會，中央政治局同志全體出馬，大家都出臺講話，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但要注意“把犯了錯誤的幹部健全地保留下來”。⒇
對如何研究黨的歷史，第二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上作了講話。他說：“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後車之鑑。”“現在來考慮我們過去所走的路和經驗，要有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