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這段話，既風趣，又易懂，像一盞明燈，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我們三人不約而同地回答說：大家都會贊成第三種辦法。毛澤東同志聽了，笑笑，接著說：現在看來，也只有這個辦法。這是我們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鎖、克服困難的最有效最根本的辦法。”（24）
一九四一年是克服邊區財政經濟困難關鍵的一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用了許多時間來研究和確定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問題的方針和具體辦法。毛澤東認為：就現實狀態，即不發生大的突變來說，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麼都活躍了，都好辦了。並把解決財政經濟問題看作是“學習治國”。
為了統一對財政經濟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時、李富春、高崗組織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以林伯渠為主席（25）。中共中央除每星期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外，增加了書記處工作會議，由在楊家嶺的政治局成員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王明、張聞天、陳雲、凱豐七人組成。在這一段時期內，政治局或書記處的會議幾乎每次都要談到財政經濟問題。毛澤東還請周恩來、董必武將重慶的經濟書籍“盡力蒐集寄來”（26）。
最初，黨內對如何解決財政經濟問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任弼時、朱德以及邊區中央局的一些負責人主張採取積極發展的方針。具體辦法主要是：整理稅收和發展生產，發展生產的資金主要依靠軍隊組織人民運鹽和增發邊幣。林伯渠、謝覺哉擔心這些作法會加重人民負擔，因此主張把解決困難的基點放在節約和拖欠黨政軍的經費上，不贊成增發邊幣。鹽的產運銷在政府管理下實行自由貿易。
毛澤東贊成積極發展的方針。他提出要實行新的政策，立即投資生產事業，主要是投資鹽的生產。他提出一個怎樣對待邊區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政策問題，說：各種壟斷的辦法必須立即改變，不要妨礙私利，要實行貿易自由政策，過去實行以公營事業吞併私人事業的政策是不對的。對邊區發展資本主義不要害怕，過去黨內反對發展資本主義的口號，今後改用反對貪汙腐化。（27）
在這個時期中，毛澤東下大力氣對財政經濟工作進行了研究。他在致謝覺哉的信中寫道：“近日我對邊區財經問題的研究頗感興趣，雖仍不深刻，卻覺其規律性或決定點似在簡單的兩點，即（一）發展經濟；（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發展農、鹽、工、畜、商各業之主要的私人經濟與部分的公營經濟，然後是輸出三千萬元以上的物產於境外，交換三千萬元必需品入境，以達出入口平衡或爭取相當量的出超，只要此兩點解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此兩點的關鍵，即糧鹽二業的經營。”“今年之僅僅注意公業投資未能顧及私業投資，是由於等著公營事業救急的特殊情況，由此產生的害則是與民爭利（壟斷）及解決不了大問題。明年決不能繼續這個方針，僅有鹽業投資是明年應該繼續的，而其他公營的農、工、商業則只當作必要的一部分繼續下去。”要把鹽作為例外，因為邊區北部盛產食鹽，鹽的收入是邊區政對除公糧外的最大收入，鹽的外銷佔邊區對外出口的百分之九十。“鹽的第一個好處是解決出入口平衡問題。出入口問題一解決，則物價、幣價兩大問題即解決了。”（28）
為什麼要實行這些政策？毛澤東這樣回答：“首先是根據於革命與戰爭兩個基本的特點，其次才是根據邊區的其他特點（地廣，人稀，貧乏，經濟落後，文化落後等）。”“邊區有了今年經驗，明年許多事都好辦了。”（29）
為了統一黨內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委託毛澤東找林伯渠、謝覺哉、任弼時、朱德等談話，溝通意見，解決分歧。（30）毛澤東採取“先做個別商討，然後再開會議，較為有益”（31）的辦法，做了許多耐心細緻的工作。
林伯渠、謝覺哉都是黨內德高望重的長者，深受毛澤東的敬重。為了說服這兩位老同志，毛澤東多次登門拜訪，常常談至深夜。凡是這兩位老同志提出的問題，毛澤東都要請邊區中央局去核實情況，做出答覆。林伯渠、謝覺哉也非常信任毛澤東。謝覺哉說：“毛澤東同志從不輕臧否人”，所以願意同他談心裡話，單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間，謝覺哉寫給毛澤東的信就達數萬言（32）。對林伯渠、謝覺哉的每一封來信，毛澤東都“過細地讀了”，並且及時寫了回信。他在一封信中說：“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於一面。對下情蒐集亦然，須故意（強所不願）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經驗，用此方法，很多時候，前所認為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