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範。這也是新中國面向世界的形象。一位外國朋友說：“到中國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國。”⒄
陝甘寧邊區的建設對其他抗日根據地也產生了巨大的示範作用。從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回到延安的彭德懷這樣評價：“這個邊區給全國，給敵後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義，也是新民主主義在陝甘寧邊區認真實現了，對全國來說有很大的啟示作用，因為這是國民黨人幾十年講要實現的三民主義，而實際上沒有做。對敵後所有解放區亦有很大的幫助，這裡的許多經驗介紹給敵後解放區，使他們的民主建設得到更快的、更順利的進行，對堅持戰爭準備反攻有好處。”⒅
在指導邊區工作中，毛澤東關心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幹部之間的團結。陝甘寧邊區是在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等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央紅軍到來後，邊區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迅速地擴大發展起來。但大批外來幹部的湧入也帶來一些矛盾，有一些外來幹部看不起本地幹部，甚至說“陝北人只能建立蘇區，不能當紅軍”⒆，引起本地幹部的不滿。這是一個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本地幹部同當地的民眾有著長期的血肉聯絡，如果不能團結好本地幹部，也就不可能在當地人民中深深地紮下根來。毛澤東發現這個問題後，立即予以糾正，做了大量的耐心的協調工作，他把重點放在教育外來幹部上，要他們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樣看待本地幹部，主力部隊要幫助發展地方武裝，加強相互之間的團結。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原有的邊區黨委改成中共邊區中央局。規定除軍事活動須經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批准外，邊區黨政各部門工作和軍隊的日常工作都統一於邊區中央局領導下。中央局書記是高崗，副書記是謝覺哉，常委有蕭勁光、高自立、張邦英、王世泰、劉景範。中央還決定由這年春天從蘇聯回國的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負責指導邊區工作。毛澤東雖然很忙，但對邊區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管得還是很多。不久，中共邊區中央局又同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合並，改為中共西北中央局。邊區黨政軍領導的統一與團結的加強是陝甘寧邊區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仍得到鞏固和發展的重要保障。
正當陝甘寧邊區的工作在有條不紊地向前發展時，邊區遇到的困難也愈來愈明顯，主要反映在財政經濟問題上。毛澤東這樣寫道：“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磨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⒇
對這種局面的出現，毛澤東早有思想準備。抗戰剛轉入相持階段時，他就意識到：“長期抗戰中最困難問題之一，將是財政經濟問題，這是全國抗戰的困難問題，也是八路軍的困難，應該提到認識的高度。”（21）困難一露頭，毛澤東就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召開的後方軍事系統幹部會上講話中說：我們現在錢雖少但還有，飯不好但有小米飯，要想到有一天沒有錢、沒有飯吃，那該怎麼辦？無非三種辦法，第一餓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餓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產。我們來一個動員，我們幾萬人下一個決心，自己弄飯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統統由自己解決，我看有這種可能。（22）接著，又提出透過生產運動來解決和改善邊區軍隊和人民的穿衣吃飯問題。（23）不過那時邊區財政收入還有海外華僑、國內民主人士和抗日團體的捐款，以及國民黨發給八路軍的軍餉的節餘部分，取之於民的賦稅負擔是很少的。
到一九四○年秋，情況發生了變化。這時，國民黨停發八路軍軍餉，並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邊區的外援全部斷絕。與此同時，邊區內遭受了嚴重的旱、病、水、雹、風五大災害的侵襲，災情幾乎波及每一個縣。陝甘寧邊區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地區，只有一百四十萬老百姓，土地也比較貧瘠，要保證供給軍隊和機關學校人員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難的。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響亮地發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蕭勁光回憶：“一天，毛澤東同志把林伯渠、高崗和我找去，對我們說：我們到陝北來是幹什麼的呢？是幹革命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頑固派要困死、餓死我們，怎麼辦？我看有三個辦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願解散，又無辦法，大家等著餓死。第三靠我們自己的兩隻手，自力更生，發展生產，大家共同克服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