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毛澤東指出：“他們已經殺了第一刀，這個傷痕是很深重的。他們如果還為前途著想，他們就應該自己出來醫治這個傷痕。”他說：“如能實行以上十二條，則事態自然平復，我們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必不過為已甚。否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反動派必然是搬起石頭打他們自己的腳，那時我們就愛莫能助了。”（57）
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和他提出的解決辦法，合情合理，引起重大反響，不僅“全黨一致擁護，情緒異常興奮”（58），而且深受黨外人士的好評。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陳友仁等聯名致信蔣介石，譴責政府當局對新四軍的迫害，要求釋放葉挺；從前怕共產黨過於強硬會引起破裂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陳嘉庚、張一麐等仗義執言；馮玉祥、于右任、孫科等也對蔣介石表示不滿，馮玉祥說：“只有共產黨的十二條，國事才能解決。”（59）這件事，在國際上也引起廣泛重視。斯特朗、斯諾等在美國報紙上發表報道和評論，向世界披露皖南事變的真相。英、美、蘇等國都不支援蔣介石的作法，對他形成很大壓力。
蔣介石突然發現自己陷入了內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狽境地，這是他根本沒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連日本軍隊也沒有因為他發動反共內戰而停止進攻。一月下旬，日軍發動豫南戰役，將國民黨軍隊十五萬人包圍在平漢鐵路以東，兩軍發生激戰。毛澤東評論說：這對蔣介石“是一瓢極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60）毛澤東判斷：“他們非求得個妥協辦法不可，敵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喪失人心，他的計劃全部破產，參政會又快要開了，非想個妥協辦法，更加於他不利。”（61）
毛澤東的判斷完全符合實際。在中國共產黨的強大政治攻勢下，蔣介石几次派張衝、張治中找周恩來商量妥協辦法，並且批准葉劍英回到延安。二月二日，葉劍英到達延安，帶來周恩來給毛澤東的信件和他為抗議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而寫下的“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毛澤東看後感到“欣慰之至”，“為之神王”。他在楊家嶺住所同葉劍英暢談了五個小時。
這時，國內政治鬥爭的焦點已轉到中共方面的參政員是否出席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問題上。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名單是在皖南事變前夕公佈的。中共方面的參政員仍是毛澤東、董必武、鄧穎超等七人。由於皖南事變的發生，各民主黨派希望透過這個會議來緩解一下國共矛盾，紛紛表示這次會議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慶，專等觀光國民參政會。這給蔣介石造成很大壓力，為了擺脫困境，必須爭取中共方面的參政員出席會議。
中共代表是否出席這次參政會呢？毛澤東同周恩來電報往來，反覆協商，認為不能無條件出席。毛澤東指出：蔣介石“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目前形勢是有了變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進攻的，我是防禦的，十七日以後反過來了，他已處於防禦地位，我之最大勝利在此。”“目前是迫蔣對我讓步時期。非我對蔣讓步時期，熬過目前一關，就好辦了。”（62）蔣介石既要中共參政員出席會議，又不肯答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十二條。為了打破僵局，經毛澤東修改審定，又提出中共中央的臨時解決辦法“新十二條”。它的主要內容是：要求國民黨方面立即停止在全國的反共軍事進攻；釋放葉挺和皖南所有被捕幹部，交還所有人、槍；成立各黨派聯合會；承認邊區的合法地位，承認敵後抗日政權等。這個“新十二條”，在國民參政會開幕第二天的三月二日清晨用公函形式送去。但蔣介石仍不肯接受。同一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根據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的意見，指出：“蔣介石正發動一切壓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則過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勢完全崩潰，立場全失，對我一切條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決不能無條件出席。”毛澤東分析：中共參政員不出席會議，蔣介石也無可奈何。因為：第一、皖南事變蔣錯了，舉國皆知；中共以不出席抗議並沒有錯；第二、中共已提出讓步條件（臨時辦法），蔣不答應，其曲在彼；第三、若蔣由此發動更大破裂行動，其曲更在彼，更於彼不利；第四、國際形勢對蔣不利；第五、國內形勢，彼方對我絕無辦法，我毫無所懼。“只要熬過目前一關，就有好轉可能，在半年內如能解決善後條件，我仍準備出席九月間的二次參政會。”（63）
經過這場鬥爭，蔣介石在參政會的講話中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