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幫助數以百萬計的非洲人走出泥潭。許多非洲領導人看得很清楚，30年前中國的貧窮狀態根本不亞於馬拉維。如果非洲能夠獲得中國一半的經濟成就，那麼整個非洲大陸的面貌將大為改觀。
巧妙的療傷法
中國的國企的確存在許多問題。在中央控制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一些資產被閒置，只是被埋在賬簿裡，沒有人負責，也沒有人關心。但是新的市場機制改變了這一切。沒有市場需求的商品只能作為不良資產立即處理掉，當然也會大大影響企業的元氣。這樣一個重組的過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付出的代價也是昂貴的，但是中國領導層創新出了一個巧妙的解決方法：“邀請”全球玩家來幫助自己處理這些不良資產。
也就是說，政府把大量債務像處理舊貨一樣轉移給了國有資產管理公司並讓西方銀行介入。這些不良資產大部分來自於所謂的市場轉化成本。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0年後，發生在美國的所謂次貸危機就起源於類似的不良資產。截至2000年，中國已經完成了許多領域的清理工作，但是仍留有大量不良資產。中國企業在跨越這一障礙時再次顯示出了自己的智慧。
2001年11月底，以摩根士丹利為首的一個外國投資財團獲批收購了賬麵價值為12億美元、負債1億美元的不良資產。作為補償，該財團可以購買中國公司的股份。2003年，德意志銀行也收購了價值大約3億歐元的此類不良資產。
解放思想和創新程序的推進不斷促進私有領域的發展，使一些國企被改造為成功的私營企業。從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始，私營企業地位的變化經歷了兩個階段，從非法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又從補充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9年3月，這一新的政策和私營經濟的地位還被寫入了憲法。第二年6月，管理中國股票市場的中國證監會為私營企業在以外幣為主的B股市場上市掃清了道路。
在中國IPO發展初期，私營企業上市舉步維艱。以1999年上市的北京科利華軟體集團（Clever Software Group）為例，它所付出的代價就是必須控股黑龍江省的阿城鋼鐵公司。該鋼鐵公司地處所謂的東北“鐵鏽地帶”的中心，周圍密佈的國企大都處於瀕臨破產的狀態。這一“收購”使科利華集團得到了投資者的資金，也使它更加容易從國有銀行融資。“我們進入的是一個與軟體相差十萬八千里的行業。”集團的一位高層管理人員抱怨說。科利華集團的窘境並非個案。據估計，在1997到1998年間，22傢俬營企業不得不透過控股兼併處於困境的國企實現借殼上市。
併購
1997年，在這種大背景下，我們的夥伴王巍成立了自己新的諮詢公司……中國萬盟併購管理控股公司（China M&A Management）。他的創業是那一代人利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的一個典型。
1985年從位於大連的東北財經大學畢業之後，他進入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院深造，獲得MBA學位，之後進入中國銀行成為一名經濟學者。這位青年才俊的前途不可限量，4個月之後他就得到了再次證明自己才能的機會。他被派往東京野村證券（NOMURA SECURITIES）從事債券交易，為期6個月。後來，他還參加了考核詞彙量、數學推理、批判性思維和分析性寫作等技巧的GRE考試，收到了5所美國大學的入學邀請。但是中國銀行不同意他離職，要求他為單位再工作一年。1987年，他的機會終於來了。那一年，他去了美國。
“我剛到紐約時根本沒有錢，”他告訴我們，“口袋裡只有20美元。後來我找到了一份研究助理的工作，薪水每個月600美元，我還定期為化學銀行（Chemical Bank）工作。這樣，我解決了生計問題，在紐約待了1年。後來，當時負責國家風險分析部門的副總裁羅伯特·維賽克（Robert Visek）給了我莫大幫助。他曾經參觀過中國銀行，知道我在1987年出版過一本關於《國家風險分析》（Country Risk Analysis）的書。1988年夏天，我得到了去位於華盛頓的世界銀行實習的機會，於是我的妻子王潔也來到了美國。”
20年之後，當王巍同羅伯特·維賽克談到本書時，羅伯特回憶說自己當時認為王巍成功的機會相當小，而且再樂觀的人也無法預見中國現在的進步。
在羅伯特·維賽克的鼓勵下，王巍繼續學業，並且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