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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則如此，然由於傳播手段、路徑阻塞等等諸般限制，要確保法令在輾轉傳抄流播之後仍能一如原文，實在是一件難而又難的事情！就實說，法令在民間傳播中出現訛誤並不打緊，畢竟，民眾對法令既無解釋權又無執行權。這裡的要害是，官府的法令文字若出現錯訛，無論是官吏不意出錯、疏忽忘記還是意曲解，對民以錯糾錯，以訛傳訛，便難保不生出種種弊端，導致執法混亂，法令之效必然大打折扣！正因了這種事實上很難避免的弊端，各國變法中的“明法”便成為最繁難瑣細政務。見諸變法實踐，各國變法為精準法令想出的辦法很多，但都沒有制度化，時間一長，好辦法也變得漏洞百出形同虛設。譬如，當時幾個大國都沿襲了古老的“謗木”之法以為明法手段：在大道兩邊每隔一二里樹立一根平面刨光的大木，路人若有法令疑難，或遭惡吏錯告法令，都何在大木上或刻或寫的做質詢做舉發，此謂古老的“誹謗”制；吏員定期抄錄謗木上的誹謗文字，供官府逐一處置。然則，謗木過於依賴官吏的公正賢明，又無制度法令具體規定其操作細節，加之戰事頻仍耕耘苦累庶民識字者極少等等原因，謗木實際上成了流弊百出而僅僅顯示官府明法的象徵性物事而已。傳之後世，這種謗木越立越高，越立越堂皇，以致成了玉石雕琢的“華表”，歷史之萬花筒當真令人啼笑皆非！
只有秦國變法，只有商鞅，徹底地解決了這一難題。
商鞅以細緻縝密的制度，著重解決了明法過程中的三個關鍵環節的難題：其一，確保法令源頭文字之精準，足以永為校準之範本；其二，各級官署設定專職法官與法吏，並得修建專門藏室，保管核定校準後的法令文字；其三，嚴厲制裁導致法令文字錯訛的法官法吏。這些制度被商鞅的忠實追隨者以“商君之文”的名義記載在《商君書》中，堪稱中國古代惟一的《法令文字法》。
且讓我們來欣賞一番這兩千多年前的令人驚歎的法令文字制度！
其一，設定法官與法吏。中央設三法官三法吏：王室一法官一法吏，丞相府一法官一法吏，御史府一法官一法吏；郡署一法官一法吏，縣署一法官一法吏。各級法官法吏只聽命於王室法官一人，而不受所在官署之管轄，完全是後世說的“垂直領導”！法官法吏有三大職責：保管法令、核對法令、向行政官吏與民眾告知並解釋法令。
其二，設定專門儲存法令文字的“禁室”。無論是王宮禁室，還是中央官署與郡縣官署的禁室，都由該官署之法官管轄，其他任何官吏不得干預；禁室必須安裝秘密機關式的“鋌鑰”，放入法令的箱匣必須貼上蓋有王室或官署印鑑的封條；除了制度規定的例行校核，或大臣奉詔查對法律，任何時候任何人不得私入私開！
其三，每年一次法令校準。每年立秋，各級法官開啟禁室，校準該轄區所有官署的法令抄件；各級法官禁室的法令副本，也要與王室法官禁室儲存的法令正本校準一次。
其四，明確無誤的文字查詢制度。法官法吏須每日當值，接受行政官吏或庶民對法令文字的查詢。無論是行政官吏對自己的法令抄件發生疑問，還是庶民百姓或涉法或因事需要查證法令的準確條文，法官法吏均應如實回答。每件查詢均有嚴格備案：查詢人須先行領取一支一尺六寸長的“法符”（木片或竹片，中線有預先刻好的花紋或記號，從中剖開，左片為左券，右片為右券），而後提出查詢法令之名目，法官或法吏當場做答；旁邊書吏將年月日時、所查法令名目以及法官之回答，同時寫在法符之左右兩券；經雙方認可，將法符剖開，查詢者執左券以為憑據，法官執右券以為憑據；法官右券必須專門裝匣，用官印封存，即使身死之後，國府仍以符券之準確與否考核法官功過！
其五，法令文字但有錯訛，對責任法官嚴厲治罪。處罰方式如下：
·法官擅入禁室啟封，對法令文字“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
·法官當精熟法令，若忘記法令條文而影響執法，則以其所忘記的條文處罰該法官！
·吏民查詢法令，若法官法吏不肯告訴，導致吏民因不知法而犯罪，則以吏民所查詢之法令條文治法官之罪！
對於以上制度，商鞅明確陳述了立法理由：“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民不盡知，民不盡賢。故聖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置法官法吏以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