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將男女幽會也直呼為“桑濮”。《禮記·樂記》雲：“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實在說，這只是殷商滅亡后王道之士的正統抨擊，與這座老城堡子民的愉快感受是毫不搭調的。殷商滅亡後，商人遺民不甘周室王道的僵硬禮制，便要重新恢復那自由奔放的日月，於是便有了大規模的叛亂。後來，叛亂被周公剿滅，全部殷商本土遺民便被分做了兩大塊。一塊為“殷商七族”，被限定在已經成為廢墟的故都朝歌居住，國號為“衛”，國君卻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都城依然在朝歌。另一大塊是殷商王族後裔，被專門封做了宋國，以殷商王族做國君。這便是殷商兩分。周公的分治謀略是高明的：真正具有叛亂實力的殷商老民，做了周室王族諸侯的子民；奢靡無能的王族貴胄，卻讓他們獨立成國，已示周人的王道胸懷。究其實，殷商遺風卻是在衛不在宋。
從此，便有了“名周實商”的衛國。
數百年後的春秋之世，戎狄大舉入侵中原。公元前六百六十年，戎狄攻衛，衛軍大敗，朝歌被佔，國君衛懿公死於戰亂，“國人”僅有七百三十人泅渡濮水逃生。幸得齊宋兩國援助，衛國立了新君，將帝丘老城堡西南的大河岸邊的曹城做了都城 。未幾流民紛紛歸來，終於有了五千人眾。從此，衛國淪落成了小邦諸侯。
三十年後，戎狄勢力退卻，衛國便將都城遷回了帝丘，殷商後裔們又回到了快樂的桑間濮上。進入戰國之世，以地形特徵命名城堡的風氣大盛，帝丘城北有濮水流過，城在濮水之南，帝丘便改名叫做了濮陽。
濮陽西臨大河，南望濟水，東臨齊國鉅野大澤，北望齊國要塞東阿。方圓三百里，惟濮陽堪稱古老大城一座，水陸盡皆暢通，說起來也算大得地利之便了。然則，自封建諸侯始，衛國立國業已六百餘年，濮陽既沒有成為通商大都，也沒有成為糧農大倉，只一座十里城郭孤獨落寞地守望在水陸兩便土地肥沃的衝要之地，令天下直是一聲嘆息！士子們但凡說古，便有一句口邊辭：“西有洛陽，東有濮陽。”除了大小不等，這兩座城池簡直就是兩個孿生老姐妹一般，都是老井田制，國人居於城中，隸農居於田疇。戰國百餘年，奴隸們已經逃亡得寥寥無幾。車行官道，大雪覆蓋的無邊田疇中竟無一縷炊煙飄蕩，寂靜荒涼得令人心顫。
“先生，鼓樂之聲！還有儀仗！”駕車執事遙遙向前方一指。
呂不韋推開車窗一陣端詳：“繞道，從城南插過去。”
執事一圈馬韁正要回車，便聽鼓樂隊前遙遙一聲高呼：“先生且慢——”隨著呼喊，一個紅色身影便跌跌撞撞地跑了過來，到得車前三五丈處便氣喘吁吁地站住，展開一卷竹簡尖聲唸了起來，“君上有，有詔：先生榮歸故里，賜入國晉見，以全先生大名也！”
“噢！衛君要我晉見？”呂不韋驚訝地笑了，思忖片刻也不下車，只對著內侍使者一拱手，“既是如此，便請貴使上車同行。”內侍使者卻連連拱手道：“卑微小臣，不敢僭越，只當為先生鼓樂開道。”呂不韋笑道：“我本一介商旅，談何僭越？還是上車同行快捷了。”內侍使者還是連連拱手：“先生奉詔，便是國賓，小臣萬不敢當！”呂不韋笑道：“貴使執意，我便去了。”腳下一跺，三馬緇車便轔轔馳向古老的城池。
呂不韋的驚訝不是受寵若驚，而是莫名其妙。
衛國本是西周始封的王族諸侯，立國便是公爵之國。直到春秋之世孔夫子遊說列國，衛國依然是春秋十二大國之一。孔夫子那令人尷尬的“子見南子”的故事，便發生在衛國。然則，自從進入戰國，衛國便是江河日下。第十五代國君時，衛國自貶爵位，做了“侯”國。齊國滅宋後衛國大吃驚嚇，在第十七代時再次自貶，做了“君”國。從此便顫顫兢兢如履薄冰，守在濮陽龜縮不出。
庶民卻不然。殷商遺民們雖然成了周室諸侯的子民，卻無心做周人社稷宗廟與僵硬井田的奴隸，對殷商老民駕牛車走天下的傳統一心嚮往之，除了老弱婦幼固守桑麻，精壯男子不是離國經商，便是遊學為士，總之是不安於枯守家園。百十年下來，衛國便出了許多大商名士。留在濮陽的老國人，便只有嫡系正宗的西周王族血統的子民了。這些守望社稷的君臣“國人”們自恃血統高貴，便分外矜持，既不能阻止殷商老民外流，便也不再理會這些“見利忘義”的商人與士子。殷商血統的大商名士們偶然迴歸故里，也從來不入朝拜會衛國君臣，與老周室老國人也是兩不搭界。久而久之，便是個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來。大名士如商鞅者，竟是至死沒有回過衛國。此等老傳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