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在此時，更合乎軍心的理由，只能是對二世政權的深惡痛絕……
蒙恬的意義，在於他是中國文明史上的一個突出標誌。只有秦帝國的蒙恬大軍，在長達千餘年的對匈奴作戰中真正做到了摧枯拉朽，真正做到了秋風掃落葉，真正做到了蒼鷹撲群雀。西漢鹽鐵會議之文獻《鹽鐵論·伐功》篇雲：“蒙公為秦擊走匈奴，若鷙鳥之追群雀。匈奴勢懾，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
列位看官留意，華夏外患自西周末年申侯聯結西部戎狄攻入鎬京，迫使周室東遷洛陽開始。自此，魔閘被開啟，西北胡患在此後整個春秋戰國秦的五百餘年曆史上，一直嚴重威脅著華夏文明的生存。秦趙燕西北三國因此而一直是兩條戰線作戰：對內爭霸，對外御胡。這一基本外患，直到秦始皇以蒙恬重兵痛擊匈奴，並修築萬里長城，才取得重大的階段性勝利，使華夏文明獲得了穩定的強勢生存屏障。顯然，蒙恬長期經營北邊而最終大驅匈奴，對於華夏文明的穩定發展具有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可以肯定地說，若不是蒙恬大軍奪取陰山南北的大戰勝與萬里長城的矗立，其後接踵而來的“楚漢”大亂時期，匈奴族群必將大舉南下，華夏文明的生存將陷入無可預料的危境，其後有沒有漢王朝有沒有漢人，實在都是未知之數。蒙恬作為一代名將，文明屏障之功不可沒也！
蒙恬自有其弱點，不若王翦王賁父子那般厚韌堅剛，未能扛鼎救難，誠為憾事也。然則，僅此而已，蒙恬依然不失為華夏文明之功臣。但是，蒙恬的功勳節操在後世的評判卻是矛盾而混亂的，甚至可說是離奇的。西漢初中期的國家主流評價，對於蒙恬尚是高度肯定的，緊隨漢武帝之後的鹽鐵會議對蒙恬的評價可謂典型。但是，《鹽鐵論》之前成書的《史記》作者司馬遷，卻對蒙恬提出了不可思議的指責。《史記·蒙恬列傳》之後的“太史公曰”，對蒙恬的說法是其最長的評論之一，也是最離奇的評論之一，其全文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司馬遷的評論有四層意思：其一，凡蒙恬所筑北邊工程，都是揮霍民力（輕百姓力）的不當作為工程；其二，秦滅諸侯之後，蒙恬該做的事是強諫始皇帝實行與民休息，而蒙恬沒有做該做的事；其三，蒙恬做的事相反，奉承上意而大興一己之功（阿意興功）；其四，所以，蒙恬兄弟被殺實在是該當的。最後，司馬遷還意猶未盡地感喟了一句，死當其宜，蒙恬如何能怪罪地脈哉！
順便言及，司馬遷所記述的“地脈”之論，很不合簡單的事實邏輯。戰國與帝國時代，陰陽家學說相當盛行，地脈說作為理論，當然是存在的。我們要說的是這件事的乖謬矛盾處。顯然，始皇帝君臣決斷修長城，若信地脈之說，則必召堪輿家踏勘，若萬里長城果然切斷地脈，則必然會改道，最終以保持地脈完整為要。此等情形下，長城是否切斷地脈以及如何應對等等，蒙恬作為主持工程的統帥，比任何人都早早地清楚了，何能等到死時才猛然想起？若始皇帝君臣不信地脈之說，則根本不會召堪輿家踏勘。此等情形下，天下便不會有長城斷地脈之說出現，蒙恬則更不會空穴來風。畢竟，華夏民族的強勢生存傳統中自古便有“興亡大事不問卜”的理念，武王伐紂而姜太公踩碎占卜龜甲，乃典型例證也。始皇帝君臣銳意創制，若事事堪輿問卜，大約也就一事無成了。蒙恬作為最與始皇帝同心的重臣之一，無論哪一種情形，都會清楚地知道該不該有長城切斷地脈一說，都不會在臨死之時突兀地冒出一種想法，覺得自己切斷了地脈所以該死。更有一則，陰陽學說流傳至今，秦之後的陰陽家卻沒有一人提出長城斷地脈以及斷在何處之說，可見，即或就陰陽家理論本身而言，此說也是子虛烏有。太史公所以記載此事，完全可能是六國貴族因人成罪而編造的流言，傳之西漢太史公輕信並大發感慨。此說乖謬過甚，不足憑也。
嘗讀《蒙恬列傳》，每每對太史公如此評判史實大覺不可思議。作為歷史家，親臨踏勘直道長城之千古工程，竟能毫不思其文明屏障之偉大功效，偏偏一言以蔽之而斥責其“固輕百姓力矣！”其目光之淺，胸襟之狹，令人咋舌。尤令人不可思議者，最終竟能評判蒙恬之死“遇誅不亦宜乎”，無異於說蒙恬該殺。
其用詞冰冷離奇，使人毛骨悚然。
不能說司馬遷是十足的儒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