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是個聰明而孱弱，且有著極為濃厚的戀母情結的君王。在其即位的前十六年裡，一切軍國大事都是君王后定奪的。而君王后的主意很明確，也很堅定：恭謹事秦，疏遠諸侯。也就是說，對秦國要像對宗主國一樣的尊奉，絕不參與秦國與其餘五國的糾葛，將自家與抗秦五國區分開來，以求永遠地遠離刀兵戰火。這一主張在君王后親自主持下實際奉行十六年，在君王后死時，早已經成為植根齊國朝野的國策。孱弱而無定見的田建，加上著意而行的大奸後勝，齊國在事實上已經沒有了扭轉這種國策的健康力量。
當然，偌大齊國，並非完全沒有清醒的聲音。
《戰國策·齊策六》載：君王后死後的第七年，田建要去朝見剛剛即位五年的秦王政，祝賀秦軍蒙驁部大勝韓魏而設定了東郡。臨行之時，齊國守衛臨淄雍門的司馬當道勸阻，問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國家）所以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而立王耶？”田建只能回答：“為社稷。”司馬又問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既）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田建無言以對，取消了赴秦之行。訊息傳開，即墨大夫便認為齊王還是可以改變的，於是立即風塵僕僕趕到臨淄，對田建慷慨激昂地訴說了齊國重新崛起的大戰略。這段話是：“齊地方數千裡，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親）秦，在阿、鄄兩地間者有百數（世族大戶）；王收而與之十萬之眾，使收三晉故地，則臨晉關（蒲津關）可以入矣！焉、郢兩地不欲為秦，而在南城（齊楚交界之地）有百數（大族），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則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王），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可是，這次田建卻聽風過耳，根本沒有理睬。
就當時大局而言，即或田建接納了，即墨大夫雄心勃勃的大戰略也幾乎無法實現。然則，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要說的是，這種主張邦國振作的精神與主張，在齊國這樣的風華大國並沒有泯滅。全部的關鍵在於，當政廟堂篤信“事秦安齊”之國策，對一切抗爭振興的聲音皆視而不見，終於導致亡國悲劇，不亦悲哉！
事實上，從抗燕之戰結束，齊國便開始滑入了軍備鬆弛的偏安之道。
田單復國後，齊襄王的十四年只有兩次尚算得主動的謀戰（捱打的一戰全然大敗，不當算作謀戰）。如此戰事頻率，尚不若衰弱的燕國與韓國的末期戰事，在戰國之世，實在可以看做無戰之期。果真如此，則齊國末世兩代君主的五十八年一直沒有戰爭。不管期間有多少客觀原因，抑或有多少可以理解的主觀原因，這都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異數！
之所以是異數，之所以不可思議，在於兩個基本方面。其一，春秋戰國兩大時代，對於整軍兵備的重要性的認識非常透徹。也就是說，在社會認識的整體水平上，對戰爭的警惕，對軍備的重視，都達到了古典時期的最高峰。而齊國絕非愚昧偏遠部族，卻竟然完全忘記了背離了這一基本認識，實在不可思議。其二，從實踐方面說，田氏代齊起於戰國之世，崛起於大戰連綿的鐵血竟爭時代，且有過極其輝煌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全面興盛的高峰。如此齊國，面對如此社會實踐，卻竟然面對天下殘酷的大爭現實於不顧，而奉行了一條埋頭偏安的鴕鳥國策，更是不可思議。然則，無論多麼不可思議，它畢竟是一種曾經的現實，是我們無法否認的歷史。
後世輯錄的《武經七書》中，最古老的一部兵書是《司馬法》，其開篇的《仁本第一》有云：“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兩句話之所以成為傳之千古的格言，在於它揭示了一個冷酷的事實：好戰者必亡，忘戰者必危；國家生存之道，寓於對戰爭的常備不懈之中。縱觀中國歷史，舉凡耽於幻想的偏安忘戰政權，無一不導致迅速滅亡。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戰國，大國將生存希望寄託於虛幻的盟約之上，置身於天下風雲之外而偏安一隅，甚至連國破家亡之時最起碼的抗爭都放棄者，齊國為第一例也。
第十一章 文明雷電
一、欲將何等天下交付後人 我等君臣可功可罪
接到王賁頓弱兩方快報，嬴政堪堪瀏覽一遍，軟倒在了案頭。
驀然開眼，春陽灑滿榻前，嬴政驚訝坐起咳嗽一聲。趙高一股風進來，高興得嘴角眉梢蕩著笑。嬴政睡眼惺忪問：“你小子哧哧笑甚？”趙高眉飛色舞地連連比劃著：“啊呀！君上不知，了不得也！咸陽社火都鬧翻天了！三日三夜沒停鼓點！酒肆家家精光，國人還在嗷嗷叫！醉了醉了，整個咸陽整個秦國都醉了！滿城鼓聲如雷，君上也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