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臣民。
在這片王畿土地上，蘇氏別莊是顯赫的，也是孤獨的，無異於鶴立雞群，如何不令國人眼熱歎羨？在啟耕公田的大典之日，蘇氏兄弟卻鮮衣怒馬地賓士在初綠的原野，又如何不令國人嘖嘖側目？但聞馬蹄聲中，洛陽國人特有的洪亮口音隨風飄來：
“四弟，張兄此來，卻是何意？”
“我卻如何曉得？這要二哥說呢。”
“休要多問，回去自然知曉。”
說話之間，三騎駿馬已經消失在綠色搖曳的柳林之中。
田埂的老人搖搖頭，一聲深重的嘆息：“世風若此，國將不國了。”躬耕壟上的農人們也紛紛跟著搖頭嘆息一番，便又無可奈何地開始了默默勞作。
蘇氏別莊的主人叫蘇亢，論原本身份，卻也平常得很，一個專門從事長途販運的生意人而已。那時侯，生意人分為兩類，行商坐賈——行走四方採購貨物者叫“商”，坐地開店零售貨物者叫“賈”。這蘇氏一族本是殷商後裔，身體裡流淌著殷商部族駕牛車奔走天下的血液，做的自然是行商。殷商王朝被周人革了命，殷商部族的平民們卻遠遠沒有上層貴族那麼多仇恨與憂戚，依然是一輛牛車走天下，過著傳統的商人生活。但周人禮法嚴格，市易皆由官營，不許私人做生意，自然也就瞧不起商人。但周王室卻有罕見的冷靜，一則為了消磨商人的仇恨，二則也覺得商人周流四方財貨，對民生國計有好處，便也就對商人網開一面，允許他們在官營市易之外繼續做商人，並沒有一刀硬砍，強迫商人變為耕耘的農人。這一寬鬆果然見效，醉心於財貨積累的商人們一心奔走謀利，便大大削弱了殷商貴族的根基力量，使得周公旦一舉平息了殷商貴族管叔、蔡叔的叛亂，使周室河山真正安定了下來。
蘇氏一門在“管蔡之亂”前就在洛陽定居了下來。那時侯，洛陽還是個不大不小的城堡，僅僅因為是拱衛鎬京東部的屏障而頗有名聲。誰想三百多年後周平王東遷，洛陽竟做了京都王城。在“王城料民” 時，禮法規定：居住在洛陽城內的國人只能是周人部族。蘇氏作為“商人”，本當遷出洛陽。當時的蘇氏族長卻冒死求見周平王，陳述蘇氏居住洛陽三百多年，早已成為“國人”，不當遷出。周平王為安定人心，破例下詔：凡在洛陽居住百年以上的“商人”，均可成為“國人”！
蘇氏族長犯難請命，安定了商人，也使蘇氏一門名聲大振，成為“新國人”的望族。但幾百年下來，蘇氏一門的“行商”生計卻沒有發達起來，依舊是個平庸的商人家族。到蘇亢做了族長，繼承了祖業，天下已經是大爭之世的戰國了。
這蘇亢聰穎智慧，非但通達商道，使家業重新振興，而且知書達禮，與天下名士交往頗多。久為商旅，蘇亢周遊天下見多識廣，深感洛陽國人的活法簡直與活棺材無異，與天下大勢相去甚遠。他很想變個活法，活得自由自在一些，便獨出心裁，一步一步地做了起來：第一步，他在洛陽城外私下買了一家“國人”荒蕪的百畝棄地，蓋了一座小院子做別居；半年之後，洛陽官署竟是無人過問他這“私相易田”之罪。蘇亢的膽子便大了起來，也看到了王室官署無暇治民，便找那些無力耕耘荒田的“國人”私下商議，將他們井田中的“私田”一塊一塊地買了下來。十幾年功夫，他逐步買下的“荒田”竟達兩千多畝！
買田之後，他竟不愁耕耘。每逢收種，他便“買工”——付錢給住在郊野的隸農，讓他們幫自己耕種收穫。洛陽王畿的隸農是“國隸”，也就是官府奴隸，只歸官府管轄派工。王室整天顫顫兢兢地防備戰火，對奴隸的管束鬆弛得幾乎是放任自流——只要不逃亡，就是好隸農，誰還來整天督導你耕作？於是蘇亢便有了取之不竭的勞動力，加上他厚待隸農工錢多，隸農為蘇莊做工竟是特別踴躍。商路生意好，土地收成好，蘇家就蓬蓬勃勃地發了起來。
蘇莊不斷擴大，蘇家便成了唯一在洛陽城外擁有豐厚田業的國人。
但是，這些還並不是蘇亢的最終謀劃。他的大志在於改換門庭，使蘇氏家族從世代商人的身份中擺脫出來，成為士大夫貴族世家。雖說商人在戰國之世已經不再公然被人蔑視，但在官署與世人眼裡，卻終究是言利小人。蘇亢在自己的經商交往中，對這種身份差別有痛徹心肺的體味。一介商賈，別說與高車駟馬的王公顯貴有霄壤之別，即便是清貧士子與尋常國人農夫，也常常不屑與商人為伍。
有一年，蘇亢到魏國安邑採購絲綢，不知那條溝渠沒有滲到，安邑官市竟要驅逐他這個洛陽商人。蘇亢憤而爭執，鬧到了丞相公叔痤府裡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