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重,使魏國廟堂不能有效決策,魏王決斷每每受阻。魏假熟悉國史,認定君權受壓的最大前車之鑑,是曾祖父魏昭王的少子信陵君權勢過重的惡例。山東六國都對這個信陵君讚頌崇敬有加,自認學問有成的魏假卻以為:信陵君盜竊兵符、擊殺大將、擅自調動大軍救援趙國,這是三樁等同於叛亂的大罪,在任何邦國都是不能不嚴刑處置的,可在魏國,居然能重新接納信陵君返國並再次當權領政,祖父安釐王當真不可思議,天下人因此而抨擊魏國不納人才,同樣不可思議。基於此等深思熟慮,魏假認定了一個不可動搖的根本:無論多大的賢才,都不能對魏王的權位構成脅迫,否則,不是真正的賢才。為此,必得謹慎遴選賢才,必得妥善構架廟堂權力。
廟堂權力,除了國君,第一個位置自然是丞相。
戰國官制,各國雖略有不同,然到戰國末期,事實上已經是大同小異了。就其趨同之勢的根源而言,魏國可說是戰國新官制的發端者。在文侯武侯及魏惠王前期,魏國在李悝變法邦國富庶之後,又確立了國君、丞相、上將軍三權同領國政的廟堂權力體制,簡潔明確,決策及施行效率大增,魏國迅速由富而強。魏文侯之世,李悝為相,樂羊為將,其時之黃金組合也。魏武侯之世,田文為相,吳起為將,又一次黃金組合也。魏惠王前期,公叔痤為相,龐涓為將,也算得頗具實力的廟堂架構了。魏國開創的三權制之所以有實效,根本點在於丞相開府制。開府者,丞相建立獨立官署(府)而統轄百官處置政務,大體類似於後世的總理內閣制。上將軍雖然也是開府,但只限於處置日常軍務與戰場統轄權,而成軍權與調兵權則歸君主,所以其開府不能與丞相開府相比。而君主的權力,則透過原發性軍權(成軍權、調兵權、任將權)與用人權、賞罰權等等實現總體控制。從總體上說,雖然君權依然是最大權力,但開府相權與開府將權也具有很大的獨立性,比後世的層層疊疊制約要簡潔明快得多。這種極具實效的官制很是符合大戰連綿的戰國,所以迅速為天下所仿效。商鞅的秦國變法,便在秦國建立了以魏國官制為底本的新官制,軸心便是丞相開府。其餘各國變法所建立的官制,也都大體靠近魏國正規化。因此,到戰國末期,各國的丞相都是總領國事而居百官之首,成為最重要的廟堂首席大臣。
唯其如此,魏假不能不對丞相權力慎之又慎。
魏假思謀出了一個頗具新意的丞相方略:丞相職兩分,設右左兩丞相;依魏國尚右傳統,右丞相居首,左丞相輔之;如此相權兩分,對君權很難構成威懾,可謂兩全其美。然魏假還是意猶未盡,又一番思慮,一個新方略又陡然閃現——以太子為右丞相,可謂萬全!太子是自己的兒子,是法定的國家儲君,兼領丞相既能使大權不旁落,又能使太子錘鍊政務之能,豈非天衣無縫哉!思謀一定,魏假大感舒暢,立即下書朝野:魏王天下求賢,期盼相才中興大魏,臣民人人得舉薦,名士人人可自薦。之所以如此,是魏假已經謀定了行事方略:只有在選定左丞相之後,才能宣佈太子任右丞相,否則,魏王求賢之名會大打折扣。
王書頒下之初,魏國朝野很是振奮了一陣。臣民們都以為這個魏王是個中興明君,頌揚之餘紛紛舉薦人才。大梁原本物華天寶之地,縱然氣象大不如前,畢竟還是天下士人薈萃地之一。於是,半年之內臣民三千餘件上書,舉薦自薦各色人物三百餘。開始,魏假還耐著性子以當年魏惠王接見孟子的隆重禮儀為正規化,在王城大殿先後十幾次召見了二十六個名士,其中不乏法儒墨道各大家的著名弟子。然則,這些名士不是大談變法強國,便是大談整肅吏治。除此之外,這些名士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明確提出,要魏王“復初魏相權,復先王開府之制,用才毋疑”。魏假頓時心下冰涼,深覺時下士子們不識時務——方今秦國獨大泰山壓頂,不言保國而侈談變法強國,還要擁有先王時的相權,這不是明明白白要做權臣麼?豈有此理!
於是,魏假不再見任何一個士子,只秘密下書太子掌管的招賢館:舉凡入朝士子,但有資質者一律任為博士,賜其高車駿馬並一座三進府邸,不任實職。八五八書房不想如此一來,半年之間,魏國廟堂便有了一百多個峨冠博帶的博士。博士者,當年魏惠王為對付孟子等博學大師與各學派人才而設定的一種官職也。博士的職責規定是:“掌通古今,備顧問。”就實說,是沒有任何實際職掌的散官。因了魏國殷實,尚能撐得起這等虛榮,於是,佔地頗大的博士館園林也就一直保留了下來。原本的老博士們,卻走得一個也沒有了。方今多事之時,相鄰的韓國已經滅亡,國人振奮於新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