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出席會議，推王明入政治局並任總書記。隨而又於1月15日，*中央決定成立「蘇區中央局」於江西寧都，指周恩來、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餘飛、曾山等為委員，周恩來任書記。但至12月底周才到任，曾由項英暫代執行。同時於同年11月7日，在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選毛澤東為主席、張國燾、項英為副主席，朱德為紅軍總司令。自此*不但有黨、有軍，並且組成政府與南京相抗衡。
圍攻瑞金是一項軍事的行動。蔣出大軍，逐次升級，但都無功而退。*屢採用游擊戰術戰勝。蔣介石後總結其失敗經驗，於一年後的三十年代初，重新再發動第四及第五次圍攻戰役時，他就針對過去進軍弱點，採取逐段築建堡壘策略，層層推進，只守不攻，使紅軍再沒有周旋餘地。最後迫使*紅軍放棄瑞金，殺出重圍，轉移他去，史稱「長征」。隨而，在大西北另建休養生息之地。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蔣這三次軍事圍攻失敗，是他北伐以來初嘗敗仗。這無疑亦使他一直耿耿於懷，故此，以後發兵捲土重來，就不像以往地輕敵；然而，由蔣發起的這連串「圍剿」戰爭，是他只關心將由誰當中國未來領導人之戰。而在這個時候，日本人已侵入東北，為了國家民族，為了主權安危，繼續只顧對*根據地發兵的所謂「反割據」宣傳已無法叫國人默然接受；再這樣自己人打自己人，就顯然無法自圓其說了。於是，蔣提出了另一口號：「先安內，後攘外。」這也就繼而催化了三十年代的中國政局發展和對立。
第2章：統一與割據的對立，小結
陳天璇《中國歷史何其易下編》現代史
第2章：統一與割據的對立，小結
第2章：統一與割據的對立，小結
對立的較量與程序
中國處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特色是統一與割據的對立，是革命或不革命的力量，各佔地盤，多面交鋒。
統一，是各方面勢力表面相同的最終目標。割據，倒曾是達成統一之前的客觀狀況。因為無論在什麼口號下，不存在割據，又何需統一。就因為彼此都佔有地盤，或以督軍之名，或以政府之尊，才具資格條件參與統一競賽。從客觀的政局來看，同是一方之雄，誰都有潛力當領袖。
關鍵實是如何統一。當時有主和與主戰的分歧。大氣候是，南北對立，各組政府，各有軍隊，互相抗衡。因而大小戰爭不絕。譬如，在不同陣營間，自是旗幟鮮明；敵我界線明顯。另外，在相同陣營內，亦有反戈背叛；不易分清誰在革命。整個二十年代，尤其在軍閥或國民黨內戰爭，多是這兩大類誰主浮沉戰爭。
同時，儘管這些戰爭在發動的當兒，其所用的公開宣言總離不開聲稱是為國家統一，是為真正共和，是為*政制。然而，其背後的實質，仍實際上是，或為要控制北京中央政權，或為要爭奪有利造反基地。因為北京是歷來帝皇權力的象徵；廣州是近代革命造反的溫床。於是，一在北，一在南，便成當年軍閥或建立政權者必爭之地。因此，從1921年至1926年這五年內，戰爭的範圍是：北有北斗，南有南爭。史家對這分別纏鬥現象無疑可以有種種的堂皇解釋，譬如，為國為民，解決分裂，等等；然而，最樸實無華、最人所共見的真實情況是，在北方，那些北洋軍閥間互相的聯合又鬥爭，全是各抓機會意圖控制政府，代表國家，尋求得到外國貸款，用以私下養軍擴軍，從而自我壯大，多佔地盤，然後再以武力打敗其它割據勢力，統領全國。這就是當年為何一再打仗的方向與導因。
與此同時，即使在南方，西南軍閥與孫中山亦不外互相利用，旨在聯成一支勁旅，然後在南北對立中，以誰合法與誰非法的名義，又或以真共和與假共和的理由，另組政府對立，劃地稱雄。孫中山的政治鴻圖壯志，是要以武止武，消除軍閥割據，實現全國統一，宣稱以三*義救中國。但當他的北伐曾一敗又再敗時，人民所面對的依然是另一個軍閥，廣州國會不比北京國會合法，其轄內的百姓也不認為政制*，只是說得比別人漂亮，並不比別人恩惠。又原是革命軍的陳炯明又何嘗不是欲當軍閥。
而且，最反常是，尋求統一者主「戰」，安於割據者主「和」；這是另一特色。但都是暫時性。到後來，連孫中山也不堅持己見了。他既一方面採取聯俄容共的政策，又另方面不排除與敵合作求成。當剛以軍變入駐北京的馮玉祥要他北上時，他亦同意寄希望於談判而至統一。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