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國民黨就因為長期養了大批軍隊，這方面的開支，越到後來，越更高昂。既一方面要逐步加重人民的負擔，又另方面變成施政者的嚴峻課題。為解決這困難，曾推出金圓卷。
史載，國民黨的國民政府是於1948年8月以改革幣制為由發行金圓卷，取代原本全國慣用法幣，定為今後唯一合法幣值；並且同時頒令，在全國範圍內，任何個人及工商業團體均必須在規定日期內把法幣、黃金與外幣全部兌換為金圓卷。否則，將被視為違法，搜獲後定充公。基於這一法律規定，多數人也就此照辦，全換上金圓卷。
問題就發生在金圓卷貶值上。原先，在發行金圓卷之前，國民政府曾經公佈，這次金圓卷的發行，是以國庫存黃金、白銀、外幣為基礎，總額限在二十億內。自1948年8月19日起由中央銀行專責發行，規定以一比三百萬的兌換率收兌已往通行法幣。同時，限期收兌全國人民及工商業所存私有金銀外幣，限期登記管理人民及工商業存放外國外匯資產，並將全國物價鎖定在同一日的水平上。但是隻過了三個月，政府打破兩條規定：一、金圓捲髮行量超過所定二十億，二、11月1日宣佈取消市面的限價。
其實這是通貨膨脹又再瀕臨失控先兆。那是由於單從改革幣制發行，沒能根本解決政府財政赤字。究其導因，源於政府入不敷出；最大開支，全為應付龐大軍費。由於內戰，一方面已造成國統區面積漸縮小，故其所收得賦稅亦相對急速下降。另方面為求加印金圓卷支付急需，使幣值從而失去了它基本的功能，迅速下跌，物價隨著開始狂漲。然後，金圓卷的幣值自此江河日下。當國民政府為緩和頹勢，突開始准許以金圓券兌換成金銀外幣時，全國各地立即出現數以十萬計的搶兌人潮。由於政令的反覆，更使其金融混亂。至1948年12月，金圓卷已發行至八十億；到1949年1月，竟突破二百億。再到5月，發行量六十八萬億。至1949年6月，更增至一百三十萬億；比十個月前最初發行時，增加了二十四萬倍。另外，由於金圓券的鈔票面額不斷升高，最終出現面值一百萬元大鈔，但仍不足以應付交易之需，是因各式買賣經常要以大捆鈔票進行。但又貶值太快，由於早上的物價到晚上就已大幅改變，因此市民及商人為避免損失都不想持有鈔票，大多數於交易或發薪後所取得的金圓券，皆儘快將其換成外幣或實物，或乾脆拒收金圓券。這種反常怪象，到處普遍出現。
其實，過量發行金融貨幣，必然引致通貨膨脹，幣值下跌，物價高昂。過去國民政府曾通行的法幣，亦是因為由於濫印而被取代。史家指出，例如，1937年時中國人民可用100元法幣買兩頭牛，至1947年同樣的錢買不到半盒火柴；於1948年8月，改制用金圓卷，人民本以三百萬法幣兌換一元金圓卷，到1949年5月，以金圓卷在上海買一石米要四億四千萬元，平均一粒米價值一百三十元。由此可見，不足一年，金圓卷的貶值使中間大多數平民百姓幾個月內由曾經尚有餘糧到其後一貧如洗，盡成窮人。又國民政府敗退至廣州期間，另推出銀元卷，亦轉瞬間消失。這段災難性的金圓卷貶值，隨即使國民黨大失民心。
此外，長期以來，人們認為，導致當年大陸如此急劇地幾月間政權易手，亦拜國民黨內高層四大家族恃權斂財之賜。過去一直持此說者，歸罪官僚資本壟斷。所謂「四大家族」，是指「蔣宋孔陳」。即是，蔣是蔣介石、宋是宋子文、孔是孔祥熙，陳是陳果夫與陳立夫兩兄弟。他們分別在國民政府內長期掌政，從而因為手中操縱軍權、外交、財政、黨務，把全國的金融當作為個別的資本，透過職權，參與企業，挾政汪法，營私自肥。其中尤以投資及控制當年的中央銀行，來實現他們藉法犯法的欺詐貪婪目的。又中央銀行亦就是專責發行金圓卷的國家銀行。所謂「官僚資本」之說，起自*早期理論家瞿秋白於二十年代針對過去官商勾結壟斷全國金融而作的新解釋，及後被陳伯達引伸寫成一本集中指控國民黨內高層「四大家族」如何發國難財的書，並長期地為眾多的史家接受。只是，時至今日，新講法是，當年這個「四大家族」在試圖把國家資本轉化為官僚私人資本的運作中，時不我待，匆匆收場，所以，在最後潰敗撤走時，未能及時有效外移。其結果是，所得有限。五十年後，他們子孫，已非鉅富。
另外在1949年4、5月間，南京、上海相繼被*人民解放軍攻佔，共產黨並於6月起宣佈停止金圓券流通。國民政府遷到廣州後曾繼續發行金圓券，新疆等地區亦繼續發行，但其價值皆已接近廢紙。直到7月3日，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