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話，有年則收二百斛，次則百餘斛，飢歲甚至只有六七十斛。中人十口之家，才可以自給。此外還有雜役，如出牛驢牲畜、築城修路伐木、養苑馬、進貢品等等，色目繁多。貧者豐年還可勉力支撐，若遇上天災，就只能典子賣女以償之，故胥民怨諮焉。”
說實話，黃漢華之前的話讓趙初彥頗有些震動。因為在他看來，東岸百姓的稅負實在是太輕了，輕到不可思議。他們有不錯的磚屋，有大牲畜，糧食多到甚至去釀酒（朝鮮歷史上歉收時每一次都會頒佈禁酒令），還有許許多多的魚肉，生活水平甚至比得上朝鮮的中人。要知道，中人在朝鮮的地位可不低，一般都是醫生、捕快、樂師之類的職業者，收入水平處於中上層，結果也就和東岸普通百姓——至少首都附近的百姓是如此沒錯——差相彷彿，這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素在起著作用呢？
是了，這位黃司長也說了，他們近海有很多魚蝦，南邊的荒原上也有許多的無主之牛，所以百姓生活富裕。但除此之外真沒別的原因了嗎？趙初彥想說沒有，但多日來的見聞告訴他，不是的，還有別的因素！比如東國人的種子就是好，長出來的麥子飽滿，產量還多。另外，他們有許多的牲畜，還有很多好用的機械，所以一個人可以耕三十畝地之多，這就保證了足夠的糧食富餘量了。在這一點上，即便朝鮮的百姓再勤勞，也是遠遠比不上的，更何況兩國的稅負水平更是天差地別，這就註定了兩國百姓生活水平的差異。
“餘嘗患我國之貢額煩重，民不堪命。少時出使燕京，睹清國之現狀，發現亦如此，自此謂諸國皆然。”趙初彥端起了面前的茶杯，輕啜了一口後，苦笑著說道：“直至今日，餘才知重稅病民並非舉普天下皆然，上國卻是踐行了聖人的愛民之心。”
其實，趙初彥更是發現，在“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條上，東國人似乎做得也更為出色，只不過他從來不敢在公開場合談論這一點。時至今日，趙初彥也對東國人的政治體制有了一定的瞭解了，知道這個國家沒有所謂的皇帝，國家元首曰“執委會主席”，似乎是透過縉紳會議選舉出來的，各級官職所有人也都可以擔任，不像朝鮮那樣規定好了哪些由兩班擔任，哪些中人擔任。
在這一點上，《孟子》的這句話難道不是東國人踐行得更好，而朝鮮人雖然嘴上日日誦之，實際上卻沒把聖人的理念當回事嗎？難怪有東岸學者曾撰文指出，中國、朝鮮、越南等國的儒家學者被程朱理學毒害得不像樣，學聖人只學了個皮毛，流於表面，反倒是東岸人重信守諾、善待百姓，人民安居樂業，百姓不受亂世動盪之苦，如果這不是王道樂土，那麼還有什麼有資格被稱為王道樂土？這話雖然有往自個臉上貼金吹噓的嫌疑，而且這個國家無君無父，很難說是否可以一以貫之，但就目前來說，看樣子做得還不賴，至少比朝鮮王國要好。在這一點上，趙初彥即便臉皮再厚，也不好意思說朝鮮或中國在踐行孟子“王道”思想、建設王道社會這一方面要比東國人好。
而且，東岸政府還允許民眾批評自己（有沒有用先不論），地方上的縣鄉一級還有小規模的縉紳會議的存在，每年都開會討論國計民生。這些來自社會基層的建議或批評，有的會被政府接受，這一點就很令趙初彥感慨頗深：“長民者每以黎庶為蠢蠢，而侈然以肆於其上。殊不知民雖至愚而神，其是是非非一出於公心，有不可以威勢屈利口誘焉者也。”
當然，趙初彥這裡的“民”未必指的就是普通小老百姓，而是指地方上的生員、縉紳，認為他們愛憎分明，說話多出於公心，比朝堂上的“肉食者”們來得更加直接。因此，在認識到東岸人地方政治協商會議的存在及作用後，就很是感慨了，認為這有上古遺風，雖然會議代表內強制規定了普通農民、手藝人、商家、武夫們的比例令他感到有些不滿。
只是這樣的認識，只能讓趙初彥的思想更加混亂。現在的東岸，在趙初彥的印象中極為複雜，一是他們的課程喪心病狂，不尊名教、不學經典、不講大禮，百姓追名逐利，全國一片腥臊浮躁之風；二是他們對官吏好，對百姓也好（甚至就連殘疾人都有一定的福利，雖然少得可憐），國家富強，人人安居樂業，充分體現了孟子的仁政愛民的思想，同時也有了聖人口中的“大同社會”的幾分影子——他們是不學儒家經典，不繼承華夏道統，但所作所為卻又暗合古仁人的經典思想，建設的目標也是奔著孔聖人的大同社會去的，這難道不比那些口上日日唸誦孔孟之學，實際上卻行的吃人禮教之腌臢下作破事的人強嗎？正如東岸人批判程朱理學時所說的，“禮”這種集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