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律，這個規律，不論是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著，矛盾的對立面既統一，又鬥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發展。
衝氣以為和，就是指自然規律用虛柔不盈的方式對事物矛盾的兩方面相互作用，〃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以達到事物的和諧。〃衝氣〃是方式、是做法，〃和〃是方向、是目的、是結果。這是宇宙中的一種必然性或者稱之為自然律在永遠地校正著這種平衡。《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適謂之和，萬物各得其和以生。〃
【漫談】老子對〃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這一宇宙基本法則的深刻認識，對我們有極大的啟迪作用。重視、追求和保持事物的均衡、和諧，在維持事物的穩定，保持事物的正常發展上，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
例如，在國家政治方面，有史以來哲學家大體可分為希望加強社會約束的紀律主義者和希望放鬆社會約束的自由主義者兩種。紀律主義者需要宣揚某種或新或舊的教條體系，因此就不得不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敵視科學，因為他們的教條並不能從經驗上加以證明。另一方面的自由主義者大體上傾向於科學、功利與理性，並且是一切較深刻形式的宗教的反對者，然而其極端卻又發展成為熱狂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種衝突早在我們所認為的哲學興起之前就在世界上存在著。它演變為各種形式，一直持續到今天，並且無疑地還會持續到未來的時代。
自由主義的顯著特色按其廣義來講是個人主義；其滲入哲學則屬思想上的主觀主義，近代則始於笛卡爾。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使認識的基礎因人而異，認為應由自身存在的確實性上建立全部知識，認為〃清晰〃和〃判然〃（兩樣全是主觀的）是真理的判斷標準。到了費希特遂認為萬物都只是自我的流溢。這種個人主觀主義一旦脫韁之後，就只能一瀉到底而不可能再被束縛於任何界限內。盧梭和浪漫主義運動又把主觀主義從認識論擴張到了倫理學和政治學，最後必然的結局就是巴枯寧式的徹底無政府主義。
十八世紀歐洲的〃感性〃崇拜，就是主觀主義在情感與倫理方面的表演，在保衛〃自由〃的戰爭之光榮顯赫的旗號下，激烈地擁護反叛權。從開始類似對自由的崇拜、對英雄的崇拜、對任何激情的崇拜，後來發展成了對國家、對領袖的盲目崇拜和服從，走向了自由主義的對立面。而國家崇拜論則把天主教給予教會，甚至於是給予上帝的那種地位、權力都給了國家，給了所謂能“體現國家精神”的領袖。霍布斯、盧梭和黑格爾分別代表了這種理論的各個不同方面，而他們的學說在實踐上就在拿破崙和後來德國希特勒等集權國家和獨裁者身上真正體現了出來。
自有人類以來，國家便一直有著兩大關切，一是建立某種傳統結構，二是這種傳統結構已變得破敗不堪時，人類社會便努力摧毀這種傳統。沒有傳統，文明是不可能的；沒有對這些傳統的破壞，進步也是不可能的。困難的問題就在於如何在穩定與求變之間取得平衡。很顯然，自由主義和紀律主義的每一方都是部分正確而又部分錯誤的。社會傳統的秩序固然必要，但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也應得到相應的肯定。每個社會都受著這樣兩種相互對立思想的困擾和威脅：一方面是由於過分講紀律與尊重傳統而產生的僵化使社會失去了活力，另一方面是由於過分強調個人自由和權利因而導致國家的混亂或解體。可悲的是，歷史中往往就是非此即彼。不是完全的自由無政府狀態，就是極其嚴厲的國家紀律體制。
一般說來，文明和復興都是從一種極端醒悟改過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並在一定階段達到其輝煌時期；這時，舊極端有益的方面雖逐漸減弱但卻仍在使社會獲利，而走向新極端的弊病還沒來得及發展和顯現。但是隨著新極端其先天弊病的發展，必然會走向另一次整合與調節。
外國如此，中國也如同一般。當年劉備取得成都，諸葛亮遂改訂治蜀條例，概從嚴峻。法正對諸葛亮言道：“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公初至益州，亦應緩刑弛禁，借慰民望，奈何反從嚴峻呢？”亮正色言道：“君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尚苛法，高祖不得不從寬；今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無法已久，我今以法率民，法行然後知恩，以爵限吏，爵加然後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方可挽回宿弊，否則恐復蹈故轍了。”法正聽後甚為佩服。從此之後，蜀內吏民各守法規，一改往日那種上疲下玩、世擾俗亂之風，以致形成了大法小廉、政平訟息的太平景象。這也可謂是亂國用重典，衝氣為和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