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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尤拉身上，我們看到逐漸浸潤福克納生活的黑暗；福克納日益感到自己永遠得不到同他承受奇蹟的能量相匹配的愛。在林達身上，我們看到生活不如意的戲劇性：福克納早就把對家鄉和家人的不滿意提高到包容、旁觀的地步。這種心情繼續表現在《小鎮》中，最後被歸納為一些司空見慣的簡單化公式。結果，《小鎮》不僅是約克那帕塔法的迴歸，也是約克那帕塔法的修訂。它缺少福克納的想象力一直需要的、藉以充電的複雜化。小說家福克納一直在分裂上做文章，他需要能上能下，有進有出，從捲入到超脫，從沉溺到遁逸，思想上需要互為依存的對立面（約克那帕塔法和拉斐特，傑弗遜和牛津，想象中的國度和實有的地方），由此可見他對矛盾對立面的依賴，他作為人的需要和作為藝術家的需要便是在這一相互依存的關係中會合而調整。他一生中很早便開始尋找一個框架，以容納和揭示他心中體驗的紊亂意識和難以解釋的平衡。作為小說家，他學會試用不同框架，以致我們在他的傳世傑作中分不清哪裡是寫作技巧的開始，哪裡是結束。在《村子》——《小鎮》的最明顯的前驅——中，福克納在想象中駕馭意味著根本動盪的經濟、社會和人口變化，對自己駕馭劇變的能力大有信心，因此沒有必要加以簡單化或壓縮。在《小鎮》中則相反，對立面的平衡，矛盾的需要，慾望與意圖的匹配，一概讓位於刪繁就簡，特別在加文·斯蒂文斯和林達·斯諾普斯兩人身上。
《小鎮》修改完畢，福克納開始來回於牛津和紐約之間。他在牛津設法幫助阿德萊。史蒂文森（8） 擊敗德懷特·艾森豪威爾（9） 。他知道自己支援的總統候選人有三點不足：機智、文雅和博學。因此，結果雖然使他失望，但是並不意外。在紐約時，他纏住珍·斯坦，反而使自己痛苦。12 月大部分時間住在牛津，看校樣、過聖誕、騎那匹烈性駿馬“騰匹。”1957 年1 月去紐約，珍明白表示要擺脫他。
其實此事早有預兆：一年前他就想過，讓她知道自己少不了她，會不會使她緊張或者感到自負。但是在寫作《小鎮》的全過程中，她雖流露出緊張，卻始終給他支援，儘管如此，結束真的到來時，他仍感到空虛和怨恨。
酗酒幾星期、住院一星期後，離紐約去夏洛茨維爾，在弗吉尼亞大學當駐校作家。抵達時已2 月，課都已經開始，他的工作在等待他。除了公開演講外，還要求定時和學生見面，定時坐辦公室。雖然有幾個教授讓他覺得自己沒有修養而侷促不安，一般關係還算融洽，有一二個青年同事弗雷德裡克·格文和約瑟夫·布洛特納，特別是後者，十分友好。和學生相處時，他感覺舒坦而直率，身穿格子花呢大衣、手持菸斗，一副教授派頭。課堂教學大多數繼以自由提問，這樣就遲早給他機會談論自己所有的長篇小說和許多短篇。他常常講到一些老套數，其中有的是他早在新奧爾良時已開始採用的。
他幾次指出，小說是“想象、觀察和經驗”的綜合。他偶爾會忘記或記錯故事情節，提到一些考慮過但放棄不用的想法。對他來說，他的王國仍在運動之中，取之不竭，還有許多插曲、探險、甚至人物在等他去寫，等他去開掘。
在教室裡，有幾次採訪他時也這樣，福克納愛把藝術家渲染成浪漫氣息濃郁的世紀末樣式。他說，藝術家是受鬼神支遣的生靈，為死的預知所苦惱，決心在泯滅之牆上留下一道抓痕。藝術家的需要極簡單（孤獨、紙筆、菸草、食物和威士忌），只對他的藝術負責。他可以肆無忌憚，毫無道德的顧慮，只要寫成書，什麼都可以幹出來。當想象同規範發生衝突時，“總是喝令規範讓路”：但力求“想象和規範互相遷就，融洽相處，”因為藝術家追求的“不是塗鴉的字數，而是一本完美的書……一隻甕或一個形體。”作於50 年代的這幅素描更像以前的福克納，不像後來變成的模樣，現在的福克納生活舒適、經濟優裕、名聞遐邇。直到50 年代，美國還在嘲罵他。
《聖殿》（1931）出版後不久，南方人宣告福克納筆下的人物與他們無關，1950
年宣佈他為諾貝爾獎得主後，《紐約時報》還以全體美國人的名義重複這一宣告。
福克納的世界“往往是太惡毒、太下流、太墮落、太腐爛。”亂倫和強姦也許在傑弗遜是常見的消遣，美國別處並不如此”。《時報》繼續寫道：“美國人熱忱希望”
瑞典授予他諾貝爾獎和“他的作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