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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兩件事，才使他略為分心。1947 年夏，從好萊塢回家快兩年的時候，他開始寫寓言的一個“新章節”，稱之為“故事不錯的一部完整的微型小說”。
這則故事只是全書中的一個插曲，用他自己的後來說，不過是“一個定語從句”。
可是，不論在《寓言》中的作用，或是本身的質量，同全書不相稱。
一半是因為這則故事把他帶回到約克那帕塔法，帶回到他心中的家鄉，一半因為它加深了信心危機。寫這一章時，心思之集中為幾個月來所沒有。他寫“一個白人、一個黑人老年傳教士和他的14 歲孫子”，騎了一匹偷來的馬，“賓士在一條又一條鄉下小路上”。這則故事先由列維出版社出單行本，書名《記偷馬賊》（1951），印數有限，附作者簽名。後來收作《寓言》的一章。但起先投寄《黨派評論》雜誌時，遭到退稿。
1947 年11 月下旬《黨派評論》退稿時，他大為失望。一半是因為他急需稿費付稅，如今只好又“向鮑伯（哈斯）開口了”。他對這部微型小說的信心比寓言還大，尚且遭人懷疑，這不是給一切都打上問號嗎？不久，他重又搖擺於自信和懷疑之間。對每個論點（如“這本書不會有問題”）都要提幾個問題（“你對這段有什麼意見？枯燥？太長？鬆散嗎？）。奧柏手上有1500 頁亂七八糟、字跡密密麻麻的手稿。儘管福克納對自己心目中的結構信心十足，寫來卻十分辛苦，進展不大，這一點他明白，也知道自己“欠蘭登書屋的帳太久了”。
1948 年1 月，他把“這部大稿子擱在一邊”，寫一則約克那帕塔法發生的兇殺故事。這個短篇和那部沒完沒了的鉅著一樣帶有說教性質，不同的是講種族而不講和平，很快便寫成。他寫信告訴奧柏說，“它的主題是”黑人白人之間要有親密的關係……前提是南方的白人，比北方、比政府、比任何人虧欠黑人更多，必須對黑人負責。”這段介紹和作品本身都反映出福克納對種族問題的由來已久的關往，以及新呈現的道德緊迫感。其他方面，特別在簡短的對話和周密而強烈的情節方面，反映出作者近年來的感受，包括在好萊塢的反覆遭遇。但只要一回到約克那帕塔法及其中熟悉的人物和聲音，福克納便不是無奈而是迫切要創作。不久，他恢復了原有的自信。2 月下旬已完成初稿；4 月下旬，已有了打字謄正稿和篇名《墳墓的闖入者》。
《墳墓的闖入者》中有些主題和《八月之光》相同，有些人物和《去吧，摩西》相同，實際上比許多讀者得到的印象還要複雜，但不那麼傷感。儘管熱切細心地寫作，特別在修改時，作者未能賦予它其他佳作所具有的緊張和共鳴，它在福克納創作中之所以佔有重要地位，一半是採用的題材，一半是它宣佈了作者自我意識的變化，還有一半是它帶來的錢和注意。在某種意義上，它把作者帶回到《去吧，摩西》，具體地說，帶回到黑人白人之間的關係這個主題，帶回到盧卡·博尚（在二書中均為重要人物）和加文·斯蒂文斯（在《去吧，摩西》中，將近結束時，在《墳墓的闖入者》中，則通篇都是個重要人物）。但是《墳墓的闖入者》也把福克納向前帶到警世小說和預言小說。從加文·斯蒂文斯的事業看出，這個人物最初有侷限性，儘管涉及的時間空間跨度甚大，後來逐漸改變。他被盧卡·博尚的毅力和勇氣、為查爾斯·馬利森的天真和信心所感動，開始拋棄矇蔽他玷汙他的種種偏見，說話有了智慧和真理的權威性。透過他的洗心革面，小說的一大問題明朗化。
早在斯蒂文斯把話說完以前，已開始說教，使讀者把他的聲音當作某種“資訊”
：北方應該允許南方自己解決問題，南方不能再“不公正、不道德、不光榮、屈辱地生活下去。”《墳墓的闖入者》不僅是福克納初試用“民族的聲音”說話，也標誌著他終於走出最後一步。這麼多傑作都未能帶給他的名和利，輕而易舉地降臨在這一小小的動作上。對於《墳墓的闖入者》的藝術性和思想性，評價不一，但是，反應來自四面八方，數量之多，連牛津的《鷹報》也承認福克納是“牛津最偉大的小說家”。此書出版以前，或者說盛名來到以前，貝內特·瑟夫把版權以5 萬美元賣給米高梅公司攝製電影。不多幾個月前，福克納還在給考利的信中討厭這一大堆充斥他的生活，但沒有給他真正滿足的“垃圾”。
如今有了銀行存款，可以旅行，可以買遊艇、農物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