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而同的，那就是這些造反派組織無不標榜自己無限忠於中國共產黨，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無限忠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無限忠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他們把這概括為“三忠於、四無限”。眾多的紅衛兵革命組織，雖說他們大方向都是一致的，但組織與組織之間就像弟兄幾個居家過日子一樣，免不了會為一些如兄長弟短、盆大碗小的瑣碎事情生產糾紛，磕磕碰碰。後來他們終於為了爭得誰是最最最革命的、誰是真真正正的左派、誰跟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最緊最緊而發生了糾紛，好像在爭嫡子、儲君、繼承權一樣，互不相讓地鬧騰起來。勢力小的革命造反派組織當然鬥不過勢力大的革命造反派組織了，但他們又不肯認輸，不甘心就此失敗，於是就去聯合與自己觀點相近的另一革命造反派組織，以壯大自己勢力。這樣就出現了革命大聯合，大聯合的結果使華陰縣的革命造反派最終形成了兩大陣營——工農委員會（簡稱“工農”）、無產階級聯合司令部（簡稱“聯司”）。兩家旗鼓相當，勢均力敵，彼此整天價一見面就打口頭官司——你說你是革命的，他說他是革命的；你說你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跟得最緊，他說他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跟得最緊。各自據理力爭，互不相讓，相持不下，以致於後來不共戴天，刀兵相見。於是日益激化的派性，一時間成了革命造反派們鬥爭的鋒芒所向，也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群眾格外關注的矛盾焦點。革命人民把鬥爭的精力幾乎全都集中到那上面去了，自然“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烈火就燃燒得勢頭沒有原來兇猛了，進而甚至都有些讓人無暇顧及了。
牛保國這回又有幸得以鑽了這個空子——這是不是也能說成吉人天相，我不知道，但起碼也可以說是歹人有歹福唄。反正是他老婆得知一些這樣情況後，就趁機託人說情，苦苦哀求，總算千方百計地設法使得“紅聯指”造反派們終於網開一面，允許她把她男人牛保國接回去就醫。牛保國一被接回去，他老婆張妍趕緊就把他弄到西安大都市的一個很知名的醫院裡治療傷殘去了。
此後，華陰這一華夏之根、風景名勝頓時就戰火四起，狼煙滾滾，整個社會似乎都跟失控、亂套了似的，可有人說這是亂了敵人，鍛鍊了人民。然而到底誰是敵人，誰是人民，這事叫人一時真的還難以徹底分辨得清楚，其原因是一會兒工農委員會攻擊聯合司令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保皇狗，一會兒聯合司令部又用同樣的詞語攻擊工農委員會，後來兩家又各自擁立一個社會政界知名的塌臺幹部，以號召革命群眾擁護他們的革命行動，攪和得人們眼花繚亂，不識廬山真面目——真假難辨。這兩家造反派組織簡直就像兩隻鬥急眼的大公雞，不論在何時何地，一見面馬上就精神抖擻地豎起脖子周圍的羽毛，拉開架勢，啄起死仗來，甚或有的同是一家人，進的一個門，同在一個鍋裡攪勺把子吃飯，妻兒父子因為不是一派，他們也都會為了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義斷恩絕，反目成仇，毅然決然地大義滅親——夫妻離異，父子、母女撕破臉皮，形同陌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革命故，二者皆可拋。”原本是革命烈士遺留下來的一首感人泣下的詩篇，這時經他們稍一加工修改，就頗有新意地成了他們的座右銘或者招搖過市的金字招牌，什麼親情、友情、愛情，全都靠邊站去吧，和諧、安定，那就更是不齒的孔孟之道——封建殘餘思想糟粕。
造反派們由於各自都天天大張旗鼓地開著汽車，且汽車的司機樓頂上架著高音喇叭，車廂裡滿站著雄赳赳、氣昂昂的紅衛兵戰士，穿梭來往於西嶽廟街道，周遊全縣的一鎮八個公社，四處奔走著宣傳自己一方的革命主張，抨擊對方的反動立場，得機會還會出其不意地衝擊一下對方的紅衛兵司令部，因此兩派的矛盾就日見尖銳、爭鬥越來越激烈，以至於到後來幾乎都快發展到白熱化程度了。這以來他們都沒有了安全感，於是不得不紛紛提出“文攻武衛”的行動口號——鬥爭形式異常緊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為了放患於未然，兩派各自退守一方，工農委員會的人退到了華陰縣西部的羅敷一帶——漢樂府詩《陌上桑》裡的羅敷女再也沒有寧靜的田園日子過了，聯合司令部的人則以孟至塬的火車站為根據地，固守起來，偏安一隅。他們畫地為界，阻斷交通，不僅互不往來不說，而且還今天“工農”扣了“聯司”去縣西辦事的人，明天“聯司”就用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又扣住了“工農”來縣東辦事的人。記得“工農”裡有個叫趙如海的頭目在一次聲討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大型革命群眾集會上講了這麼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