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真是讓人目不暇接。位於華山腳下的廟東村也和全國形勢一樣大好，1956年春季剛剛成立了初級農業合作社，隨即就又轉入了高階農業合作社，到1957年又提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偉大戰略口號，整個孟至鄉很多農業合作社一瞬間就都合併在了一起，組成了一個人民公社。就這樣有人還嫌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特點體現得不夠充分，沒過多久，竟然把偌大一個華陰縣改組成了一個農村人民公社，原來的區、鄉、村這些基層行政機構都不要了，把它們統統都改變成了人民公社的下屬組織—管理區、生產大隊、生產隊。廟東村和廟西村，還有葫蘆頭村三個自然村組成了華陰人民公社孟至塬管理區下屬的一個生產大隊。牛保民原先所參加的那個互助組的組長—退伍復員軍人、共產黨員—杜木林現在成了廟東村生產大隊的大隊長。這時候皇恩浩蕩，原來不讓入社的那些地主、富農們也都被大赦後吸收到人民公社裡來了。在空前體現著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特點的人民公社這一特定組織形式下，人們一個個更是精神煥發，信心百倍，提出了“大幹社會主義有理、大幹社會主義有功”的口號，喊出了“社會主義發展一天等於二十年，國民經濟五年趕上英國、十年超過美國”等驚天地、泣鬼神的豪言壯語。到了1958年左右，人們又熱火朝天地高高舉起了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提出了“敢想、敢說、敢幹”的口號。在這三面紅旗中，總路線的具體內容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人們一時精神達到了一種亢奮狀態，似乎已經不顧一切，也忘記一切了，只覺著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很容易，只需要一抬腳，一邁腿，理想就變成了現實。同時，他們還認為現在一切都已經公有化了，至於東西，什麼是你的，什麼是我的，都沒有必要再過多地去計較了，反正一切都是公家的，就連自個的人也都是屬於人民公社的，全社會馬上就要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了。你看不是嗎？幾千年都是屬於私人所有的土地現在全都變成人民公社的了，各家各戶所居住的房子，人民公社馬上就要統一調配使用了，誰家住哪兒，全都由人民公社安排決定。如果說你家所住的房，人民公社需要做其它某方面的使用，那麼你馬上就得二話不說，搬出來給騰下。廟東村生產大隊就有好幾個這樣的例項，有幾家祖上是宦門，住所院子大，四開間門面，房子質量在廟東村也是首屈一指的。這幾家人就無可推辭地被安排到了別的地方，和另外的農戶擠到一塊兒去住，而把他們家那高大、寬敞、明亮的宅子騰出來給生產大隊做倉庫或者食堂用。牛保國家土改時分給看城門的老李頭兒所住的那間半前房，老李頭兒前不久去世了，那房就一直空著，廟東村生產大隊就把它重新整理了一番，當做生產大隊的大隊部辦公室使用。
放眼社會，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這一年廟東村生產大隊農業出現了有史以來從沒見過的大豐收—據說這是農業大躍進所取得的豐碩成果。秋季收穫的那糧食多得就沒法兒說，簡直放都找不下地方放了，放在誰家誰都嫌是累贅。玉米棒子擱得到處都是，讓人見了都有點兒討厭。放糧食的地方別說是加鎖了，就是門大開著，放在那裡，人從跟前走過來走過去，連看也大都都懶得看上它一眼。這時候的小偷兒也不知道都跑到哪裡去了，從來就沒聽說過誰家把什麼東西給丟了。生產大隊把原有放糧食的倉庫放滿了，放不下了，就想方設法地把糧食往社員們的家裡塞，放在了社員家裡原本是為了放雜物而用從山裡所砍來的藤條編織的笆上，把有人家裡的笆都給壓壞了。這時候誰還能意識到過日子要儉省節約？物質已經達到了極大的豐富，要什麼能沒有什麼呢？吃飯全都在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的公共食堂裡邊，不要錢也不收飯票，盡飽地吃，看你肚子能有多大、能吃多少？所以糧食，誰稀罕？放到誰家誰都不願意要。社員們隨著社會制度的變革，相應的一切行動也都軍事化了，你在某個地方正好好地幹著活兒呢，說不定突然從上邊下來了一個條子，就把你又調到別的什麼地方給另外去幹什麼了。像這樣居無定所的生活，誰還要那糧食幹什麼用？要那糧食又有什麼辦法能帶得上呢？家的觀念這時候在人們的心目中似乎日益都淡薄了。這陣子人們心裡愈加念念不忘且倍加看重的是“政治掛帥”，至於其它別的什麼，那就無暇顧及了。因為人們誰都知道目前“政治是靈魂，政治是統帥，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這是一條顛撲不破、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硬道理。各級政府都十分重視務虛，十分重視抓政治宣傳工作。
廟東村生產大隊的大隊長杜木林把形勢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