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悟出了這一玄機。人麼，這一輩子不論事情幹得大還是幹得小，即就是缺吃少喝，只要能不顛沛流離，能一家團聚，和睦相處，這就是莫大的幸福。除此之外，再貪圖什麼都是虛的，都沒意思。”
1955年華陰縣實行農業合作化。一開始是一些關係好的農戶們在農忙時節三五成群，自願接合，在一起互相幫著收割、播種—他們把這種臨時性的組織叫做互助組。牛保民就主動加入了村裡一個由一位復員軍人—叫杜木林的小夥子所組織的互助組。在互助組裡幹活人多熱鬧，且力量大，功效高。大家一起勞動，一塊兒吃飯，說說笑笑，覺著無比有勁頭兒；幹起活兒來，大家都是搶著往前撲，人人精神飽滿，誰也不偷奸耍滑—這種勞動形式當時顯得比單家獨戶做莊稼優越多了。到了1956年的春季，廟東村隨著全縣革命大好形勢的突飛猛進，在原來的互助組基礎上，又成立了什麼初級農業合作社。莊稼戶人一時情緒高漲，不論自家土地多少，全都主動拿了出來，交給農業合作社統一耕種，把自家人老幾輩所購置的那些牲口、農具，也都一起交給了農業合作社，由農業合作社統一餵養、統一管理、統一安排、統籌使用，走農業合作化、集體化道路。牛保民的生產資料儘管比一般人要好得多，但迫於大勢所趨，在這些事情上他深明事理，處處思想積極，事事當仁不讓，順應時勢。他率先毫無保留地把自家那麼多的好地全都入了農業合作社；毫不吝惜地把自家那匹心愛的淡紅馬牽了出來，也交給了農業合作社餵養、使用；把他種莊稼的那一整套應有盡有的農具，一件一件地搬出來，一件不留地交給了農業合作社，讓集體使用—直交得讓別人看著都有點兒心疼，有點兒眼饞了。儘管牛保民是這樣事事都虔心地緊跟著形勢走，但還是不能盡如人意，還是處處被那些個革命的依靠力量—貧僱農及共產黨員們猜疑，甚至認為他這樣做完全是假做作、偽裝進步，為的是表現自己給人看，騙取黨和人民對他的信任。他們之所以對牛保民會有這樣的偏見，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因為牛保民家裡是上中農成分。他們總認為上中農成分的農戶在加入農業合作社以前生產資料充足，生活條件優越，加入了農業合作社以後，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因此最不堅定，最容易動搖，形勢稍有風吹草動，他們就可能拉“牛”退社，所以對這些人必須時時提高警惕，處處嚴加防範，千萬不能掉以輕心。牛保民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實心實意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可這條路對他來說，走起來並不像他想象的那樣順暢，總有一股看不見的勢力在或明或暗地對他掣肘，阻撓著他的前進。對此他有著說不出的苦惱，心裡直嘀咕，不知道自己怎樣才能贏得這些革命左派的滿意，擺脫那無形的束縛。可是這些事他又能向誰去訴說呢？在這社會急劇變革的大浪潮中，誰又是他能夠去訴說的人呢？他只好打掉門牙往肚裡吞。走農業合作化道路，至於牛保國一家那就更是馬尾穿豆腐—提不上串兒了，想入社，連門兒都沒有。當時人們誰都知道他家是地主，他是歷史反革命，是革命的物件，是人民的階級敵人。政府認為他們這些人不僅不可靠，而且人還在、心不死，時時都在敵視社會主義制度，覬覦無產階級政權，妄圖顛覆人民民主專政，所以早就把他們打入了另冊，對他們實行著強有力的無產階級鎮壓。政府惟恐在農業合作化初期，一旦把他們這些反革命殘渣餘孽吸收到農業社裡來了，他們會在農業社裡伺機鑽空子，興風作浪，破壞社會主義合作化道路。因此他家和廟東村的其他幾戶地主、富農們一樣，還是牢牢地被關在農業合作社的大門外邊的，各自孤零零地在耕種著土改時政府所留給他們各家的那幾畝田地。
在廟東村裡，每逢早晨上工，一邊是農業社的社員群眾，人歡馬叫、熱火朝天，氣壯山河地戰天鬥地去勞動；一邊是幾戶地主、富農，引領著自己的妻子、兒女，勢單力薄、孤寂悽惘地散落在自家的田地裡幹著活兒—兩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讓人禁不住對農業社的那些社員們無不羨慕不已。地主、富農成分的人，心裡總期盼著哪一天人民政府也能皇恩大赦，讓他們這些人光榮地加入到農業合作社裡去，和那些社員群眾在一起幹活兒，因為他們實在忍受不住這種特殊待遇的冷落、孤獨了，他們太得希望自己也能夠和別人一樣，在新社會里擁有一般人所擁有的權益。
第十三章 紅旗飄飄（上）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剛建立起來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直就像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小夥子，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意氣風發，鬥志昂揚，以飛一樣的速度，昂首闊步向前發展著，一天一個新面貌，一步一派新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