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給所有農民都分門別類地一一劃分了階級成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僱農），而且還沒收了地主的浮財，把地主家的房屋、土地（除給地主適當留一部分、讓他們能夠維持生計外），剩餘部分全都分給了日子過得窮苦的農民大眾。土改運動剛開始的時候，一些膽小的窮苦農民對土改運動還了解得不十分清楚，擔心新建立的共和國政權不穩固，害怕地主們日後重新得勢了會秋後算賬，還不敢接受政府所分給他們的那些原本是屬於地主家的土地或者是房子，後來他們看著那些膽大的貧苦農民佔了地主家的房、地，不僅沒事，而且還得到了很大的好處，並且社會秩序也日益平穩起來了，於是膽子就大了起來，積極性也高漲了。
這時候，廟東村的人們對劃定階級成分流傳著兩句口頭禪，即“定富農憑算的，定地主憑看哩”。這就是說富農成分難以劃定，它要經過一系列的詳細計算過程，只有計算出某一戶在解放前三年的剝削量，連續達到一定比例的時候，才能予以劃定富農成分；而地主成分的劃定，那就不需要煩瑣的這一套程式了，它只需要貧農們一致表態這家子沒有主要勞動力，生活來源全是靠剝削他人獲得的就行了。牛仁義自然是廟東村土改運動中定地主的頭刀鬼了，而且還被定成了惡霸地主。
牛保民這些日子居安思危，心裡總是惴惴不安的。儘管他知道他在廟東村的人緣很好，然而還是惟恐村裡的那些貧農們眼紅他的家道，想分他家的財產而要求把他家定成地主或者是富農成分。於是他這一段時間很是小心謹慎，一直深居簡出，只是白天干活時才走出家門，到地裡去默默地幹自己那些幹不完的農活兒，和誰輕易也都不多說話；太陽剛一壓山他就從地裡收工往回走，到家把大門一關，就再也不出來了，從不輕易串門子、說閒話，也不隨便打聽那些有關土改的事情，更不會在人前頻頻出現、走動。因為他認為他家的日子前景如今吉凶難卜，所以目前他對什麼都沒有好心情，一切都循規蹈矩，凡事不敢越雷池一步，心裡只是一個勁兒地暗暗在祈求上蒼保佑自己平安無事，免過眼前這一大劫。他親眼看見土改工作組帶領著他村的那些貧僱農成分的人，闖進了隔壁他兄弟牛保國的家，拉走了牛保國家的那兩匹還是他從馬恩娃手裡給要回來的騾馬，把牛保國家的地絕大部分都分給了廟東村裡的貧僱農。牛保國和他分家時所分得的那間半一院房，前半院也被分掉了，前房分給了原先看城門的老李頭兒，前院的那兩間廈子房分給了牛百順的哥哥—因為早年逃壯丁被他父親用刀砍斷了右手食指而嚇得至今還有些神志不清醒的老貧農牛百善—現在牛保國家的那座院子裡，一共要住著三家人的。就這樣，廟東村的那些貧僱農們把牛保國的媳婦張妍那個胖婆娘還定成了地主分子，整天不依不饒地拉到群眾會上去鬥爭。這一回多虧牛保國下落不明，不在廟東村，要不然的話，他不死也得掉層皮。在這事上只是可憐了張妍，她跟上牛保國過日子，沒能享得上一天的福，現在卻把本應由牛保國承擔的處罰，自己給承擔了不少。目睹著這許許多多事情的發生，牛保民心裡整天就像是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沒個著落。他十分膽怯，生怕有一天這樣的災難也會猝不及防地降臨到自己的頭上。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和牛保國家論房產，原本是三間宅院，一人一半兒分的，他家一點兒也不比保國家少；論土地，自己家裡現在比牛保國家還要多得多（幸虧自己以前還算察覺得早，靈醒了一點兒，把一少半子地都幹送給人了，要不然那還更多）。牛保國家現在都已經被劃定成地主成分了，那麼自家離地主成分的劃定還能有多遠？恐怕也是在劫難逃，遲早的事吧。牛保民成天價這樣想來想去，只是苦於不能想出一條金蟬脫殼的錦囊妙計，只有做好一切精神準備，聽其自然，默默地等待著厄運到來的那一天。
牛保民每當他一個人獨處的時候，忍不住就胡思亂想起來，想著自己有一天也會和牛保國媳婦一樣，頭上戴著高帽子，胸前掛個大牌子，牌子上還寫著“地主分子牛保民”這樣幾個大字，被揪到高高的臺子上挨鬥爭。臺子下邊的貧僱農黑壓壓一大片，一個個義憤填膺，怒不可遏地舉起了拳頭，眼睛裡噴射著憤怒的火焰，嘴裡高呼著口號，一整天一整天不停地鬥爭他。這些日子裡，他不知道有多少次晚上都重複著在做這樣的惡夢，在夢中往往被這樣的場面驚醒，嚇得坐了起來，心在肚子裡嘣嘣地跳個不停。他手捂著胸口，不住大口大口地直喘氣。可出人意料的是，他就這樣地等了一天又一天，直等到村上召開土地改革總結大會，這樣的厄運也沒有能降臨得到他的頭上來—他意外地得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