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意義，而只能按外在的、表面的、相對的、只在關節上、後果上重要的意義來看待和選擇情節與人物。他不得對任何自在和自為的事物按其本質的特徵和表現來觀察，而是對一切都必須按關係，必須在連鎖中，看對於隨後發生的事有什麼影響，特別是對於他本人當代的影響來觀察。所以他不會忽略一個國王的行為，儘管這行為並無多大意義，甚至行為本身庸碌不堪；那是因為這行為有後果和影響。相反，個別人物本身極有意義的行為，或是極傑出的個人，如果他們沒有後果，沒有影響，就不會被歷史家提到。原來歷史家的考察是按根據律進行的，他抓住現象，而現象的形式就是這根據律。詩人卻在一切關係之外，在一切時間之上來把握理念，人的本質，自在之物在其最高階別上恰如其分的客體性。雖然說，即令是在歷史家所必須採用的考察方式，也決不是現象的內在本質，現象所意味著的東西，所有那些外殼的核心就完全喪失了，至少是誰要找尋它，也還能把它認出來，找出來；然而那不是在關係上而是在其自身上重要的東西，理念的真正開展，在文學裡就要比在歷史裡正確得多，清楚得多。所以儘管聽起來是如此矛盾，＇我們＇應承認在詩裡比在歷史裡有著更多真正的、道地的內在真實性，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