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計劃的前半期進行總結，並對黨組織今後在這方面的任務進行討論。第二個問題則是黨內和社會生活的進一步民主化的問題。就這兩個問題作報告的都是戈爾巴喬夫。他當時講的話很對：“今天應該有勇氣承認，如果政治體制僵化，沒有變革，那我們就無法完成改革的任務。”
接著他就像在1987年1月的中央全會上提出七項原則一樣，又列舉了政治改革的七項原則。不過，在這次黨代表會議上，他並沒有提出一項對任何民主而言都是根本性的任務——國內三權即立法、行政、司法的最終相互制衡問題。天平明顯地向立法傾斜。
就在總書記到代表會議作報告之前，政治局按慣例進行了討論。我又沒有沉默：
“我在這份報告中看出一個明顯的傾向，就是對行政部門的削弱。這是不可以的！還是讓我們按照經典的三權分立的辦法來明確劃分它們的功能吧。我們應該明明白白地規定每一種權力的作用範圍。如果要把全部權力——我再說一遍：是全部！——都劃歸蘇維埃的話，那依我的看法這樣是不正確的。蘇維埃能承擔起這個責任嗎？我懷疑。一旦無力承擔，那國家就會失去控制……”
你們覺得奇怪嗎？我受到了責備。又是老一套：我總是護著部長會議啦，我不懂時代的要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