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國公然拒不執行承擔著國家管理職能的聯盟領導和機構的決定，實際上變得毫無作為能力。總統戈爾巴喬夫的威信日漸喪失，政權也處於同樣境況。
國內出現了最後兩三年間瓦解國家的力量一直想要達致的局面。不能說這一切都是突然間自發出現的。特別是我在1990年末的去職，完全是當時出現的局勢、是那種政治和經濟改革路線的產物，而那條路線則最終選擇了由時代所產生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
我預見到國內局勢發展的嚴重危害和悲慘後果，便於1990年12月19日，也就是離辭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職務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第四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作了發言，把為國家和人民的前途擔憂的想法和盤托出。這是一個經過痛苦的思考而作的發言，它已成為我的政治遺囑。
由我領導的全蘇政府清楚地見到國內出現的局勢危害嚴重，我們的任務在於再次提出警示：災難正日益臨近。但給我的印象是，我這些話說了根本沒人聽。一部分代表收聽的完全是另外一個“頻道”，而大多數則已經被少數人的大喊大叫和好戰精神嚇得避讓猶恐不及。
聽眾席上傳來了呼喊聲：“你幹嘛要嚇唬我們？”“你要提高糧價！”等等。在這個充滿火藥味的，我甚至要說是相當邪惡的、充滿敵意的代表大會上，我最後的話是：“今天你們向我叫喊，因為我建議在完全能夠得到補償的情況下把糧價提高几戈比，可是對於國家未來的命運，你們卻不願作任何的考量。”
在離開講臺之前我向聽眾扔過一句：
“你們還會想起這一屆政府的！……”
當人們嘗夠了葉利欽“天堂般生活”的苦難之後，的確又不止一次地回想起這次發言來。
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第五屆特別會議批准了某些加盟共和國總統聯名宣告，以及蘇聯最高蘇維埃就國內發生顛覆國家活動而提出的建議。宣佈了過渡時期——“符合各加盟共和國意願及各族人民利益的國家關係新體制的形成時期”——的出現。
透過了一項就當時局勢而言十分典型的法律新標準——《拒絕加入新聯盟的程式》。該程式要求必須舉行全民公決，或由共和國議會透過決議。還要求一條：同蘇聯就實施這一國家行為有關的所有各項問題舉行談判。
在蘇聯方面，過渡時期的最高權力機構被宣佈為最高蘇維埃，同原來的最高蘇維埃有很大差別。它由兩院組成：共和國院和聯盟院。共和國院由各加盟共和國選出蘇聯人民代表和地方議會代表構成。為了保證參加該院的各加盟共和國權利平等，每個共和國只有一票。聯盟院按現有名額經與各加盟共和國最高權力機關協商後由蘇聯人民代表組成。
我國原來的最高國家權力機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被第五屆特別代表大會解散了。各加盟共和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獲得了在各自國家領土上中止由蘇聯最高蘇維埃透過的各項法律效力的權力。該法規具有明顯的全聯邦性質。
還成立了另一個新的聯盟最高權力機構——國務委員會，它由蘇聯總統及各加盟共和國最高職務的人士構成。該機構的職權範圍非常廣泛，也非常不確定。因此，它幾乎具有無限的權力，這就降低了最高代表機構——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作用。
為了協調全國經濟，協調開展經濟改革，按均等原則成立了跨共和國經濟委員會。委員會主席由蘇聯總統任命，並徵得國務委員會同意。該委員會是蘇聯國民經濟管理運作委員會的接續者，是根據總統戈爾巴喬夫於1991年8月24日釋出的命令組建的。主席為西拉耶夫，副主席為沃利斯基，委員為盧日科夫和亞夫林斯基。
代表大會閉幕後，戈爾巴喬夫又得以恢復了過去凍結的諾沃奧加廖沃談判。但這次的討論有別於過去，一切都變了：各共和國領導人把主動權抓到了自己手裡，而蘇聯總統則被迫採取防禦態勢。正如葉利欽在他的《總統手記》中所說：“……他開始讓步，而這在8月份之前是所有的人都不敢想的……在諾沃奧加廖沃談判中，原來的加盟共和國一個接一個地離他而去，這對戈爾巴喬夫是一個打擊。先是波羅的海三國……然後是喬治亞、摩爾多瓦、亞美尼亞、亞塞拜然……而且，在10月和11月的諾沃奧加廖沃會議上，氣氛也跟暴亂之前完全不一樣了。如果說過去絕大多數共和國領導人都不敢跟蘇聯總統爭論，而且有時候還責備我‘過於極端’的話，那麼現在他們都爭相批駁戈爾巴喬夫，甚至連張嘴的機會都不給我了。”
政權危機和政權癱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