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日子能看到，遊行的群眾隊伍把大街小巷擠得水洩不通。
城裡沒什麼年輕人，他們都到農村和軍隊裡去了。
那時我十五歲，在一所離家很遠的中學讀初三，每天從東城到西城穿過整個市區乘公共汽車上學。這是我父母為了使我免受原來的一些壞朋友的影響所採取的極端措施。我原來就讀的那所中學過去是所女中，自從開始接受男人入校後便陷入混亂，校紀廢弛。為了不受欺侮，男孩子很自然地形成一個個人數不等的團伙。每日放學，各個團伙便在衚衕裡集體鬥毆，使用磚頭和鋼絲鎖，有時也用刀子。直到其中一個被打得頭破血流便一鬨而散。這場面使得所有正派學生父母心驚肉跳。我感激所處的那個年代，在那個年代學生獲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學習那些後來註定要忘掉的無用知識。我很同情現在的學生，他們即便認識到他們是在浪費青春也無計可施。我至今堅持認為人們之所以強迫年輕人讀書並以光明的前途誘惑他們僅僅是為了不讓他們到街頭鬧事。
那時我只是為了不過分丟臉才上上課。我一點不擔心自己的前程，這前程已經決定：中學畢業後我將入伍，在軍隊中當一名四個兜的排級軍官，這就是我的全部夢想。我一點不想最終晉升到一個高階職務上，因為在當時的我看來，那些佔據高階職務的老人們是會永生的。
一切都無須爭取，我只要等待，十八歲對自然會輪到我。
唯一可稱得上是幻想的，便是中蘇開戰。我熱切地盼望捲入一場世界大戰，我毫不懷疑人民解放軍的鐵拳會把蘇美兩國的戰爭機器砸得粉碎，而我將會出落為一名舉世矚目的戰爭英雄。我僅對世界人民的解放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所以父母把我和我的戰友們隔離開來，從那充滿活力的學校轉到一所死氣沉沉的學校——這所新學校是當時全市碩果僅存的幾所尚能維持教學秩序的學校之一——我會感到多麼無聊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新學校中很長時間沒找到同志，後來雖然交了幾個朋友。但我發現他們處於教師的影響之下。我是慣於群威群膽的，沒有盟邦，我也懼於單槍匹馬地冒天下之大不違向教師挑釁。這就如同老鼠被迫和自己的天敵——貓妥協，接受並服從貓的權威，儘管都是些名種貓，老鼠的苦悶不言而喻。
我覺得我後來的低階趣味之所以一發不可收拾，和當時的情勢所迫大有聯絡。我那時主要從公共汽車上人們的互相辱罵和爭吵中尋找樂趣，很多精緻的下流都是那時期領悟的。
當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沖突的庸碌無為的生活中，作為一種姿態或是一種象徵，必然會藉助於一種惡習，因為與之相比懨懨生病更顯得消極。
我迷戀上了鑰匙，從家裡、街和別的同志那裡收集到了一大批各式各樣的鑰匙，並用堅韌的鋼絲鉗成了所謂的“萬能鑰匙”為鎖在家裡的朋友們扶危濟困，後來就開始未經邀請地去開別人家鎖著的門。
我喜歡用一把平平的鑰匙經過潛心揣摩，不斷測試終於開啟那處機關複雜的鎖。鎖舌跳開“嗒”的一聲，那一瞬間帶給我無限歡欣，這感覺喜愛釣魚的人很熟悉，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攻克伯林戰役的蘇軍老戰士也很熟悉。
鑰匙難道不是鎖在天敵麼？
從這一活動中我獲得了有力的證據，足以推翻一條近似真理的民諺：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實際上，有些鑰匙可以開不少的鎖，如果加上耐心和靈巧甚至可以開無窮的鎖——比如“萬能鑰匙”。我發誓我僅僅是開鎖並不是做賊。在我溜撬的短暫生涯中，我沒拿過價值十元錢以上的物品，即便拿也純粹出於喜愛並非貪婪。那時候人們都沒有錢，那些現在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家用電器當時聞所未聞。
我常去光顧的學校前的那片樓區大都居住著國家機構的一般幹部、家裡多是公家發的木器傢俱，連沙發都難得一見。我印象裡最闊氣的一家，大概是個司長，家裡有一臺老式的蘇聯產的黑白電視機，那外木殼子的。我的確想了一下將其搬走，隨即便產生了一個念頭：這是犯罪呵！
我可以作證，當時除了有一些政治品質可疑的幹部，貪官汙吏鳳毛麟角。那些樓房從外表看都是一模一樣的，五層，灰磚砌就；內部陳設也大同小異，木床、三屜桌和大衣櫃、書架，新式一點的是米色油漆，老派的便是深褐色的。
上班時間，那些樓房常常整幢空無一人，我便在那些無人的住宅內遊蕩，在主人的床上躺躺，吃兩口廚房裡剩下的食物，看著房間裡的陳設，想象著在這裡生活的都是些佬佯兒的人，滿足呢還是失意。
有幾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