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為旗幟，主要的就是同人民群眾相結合。結合的關鍵在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打掉地主階級的威風，經濟上沒收其財產分配給農民。湘贛邊區實行土地平均分配，就是實行“耕者有其田”。湘贛兩省白軍“會剿”時，永新有一個區沒有被搞垮，主要原因就是實行了這一條。這個方向大家認為是對的，但以它為榜樣，具體地向它學習不夠，主要表現在沒有認真做土地改革工作。
這次戰略部署是正確的。半年之內，擴大了蘇區，使三個蘇區〔43〕基本上打成了一片；擴大了主力紅軍，地方武裝也有很快的擴大。當時五軍軍部位於銅鼓地區為指揮中心，十一月中旬，我將上述部署以及與紅四軍會合後的經過，寫信報告了中央。信是由湘鄂贛邊區特委書記王首道同志帶交的，信中並說到我入黨及平江起義的大概過程。
五軍軍部住下不久，十二月中旬，從各方收集的情報，知吉安敵軍又在蠢動，準備進攻永新蘇區。我和公略、代遠、鄧萍率吳溉之第三縱隊、軍特務大隊、幹部訓練大隊（培養連排長、政治委員），經株潭、宜豐、蓮花城以東之嚴田，到達永新城以東靠攏四縱隊集結，準備配合第四縱隊迎擊進攻之敵。當時吉安敵軍似系譚道源師，他以為紅軍主力北進了，對湘贛邊蘇區又輕視起來。該敵剛從吉安城出來十餘里，被我四縱隊襲擊，消滅一個整營，並有小部分繳獲。敵即縮回吉安城，沒有再出來了，可能是發現我主力集結。我即分途消滅遂川、泰和兩縣地主武裝，發動群眾建立政權。地方武裝在泰和、萬安夾贛江有相當大的發展。
贛南特委和湘贛邊特委要求組織第六軍，派黃公略任軍長，另派一批幹部。當時湘贛邊特委書記是朱昌偕，王懷、周高潮等為常委。上述要求是他們親自前來提出的。五軍軍委滿足了他們這個要求，除派黃公略外，還派了一些高階幹部如李聚奎、王如痴、陳振亞等，另派幹部訓練大隊全部，人槍各百餘（六軍後改為三軍，歸一軍團建制）。這大概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上中旬的事。
我們在天河過的舊曆年。
一九三○年春，我們率三、四縱隊集結於永新、安福邊界（離永新縣城三四十里），整訓休息，做群眾工作，準備奪取安福和袁水流域各城。當時，蔣、馮、閻軍閥間之矛盾日益明顯，江西魯滌平令靖衛團堅守縣城。特委準備召開縣以上黨的聯席會議。約二三月之間，中央巡視員潘心元來到五軍軍部，住約一星期。我們將黃公略成立第六軍的情形告訴了他。潘說，成立後應歸五軍指揮。我說，主要看情況。六軍在贛江以東活動時，歸四軍前委指揮比較方便；如它到贛江以西行動時，可歸五軍軍委指揮；六軍也可以指揮在湘贛邊的五軍部隊。
和中央巡視員潘心元的談話
我和潘心元談過多次，上述只是一次。
以後，我和潘談到平江起義後，這一年多來，鬥爭最艱苦、最激烈，得到的經驗教訓也不少。主要是武裝鬥爭方面：沒有根據地，武裝鬥爭就不能持久；沒有武裝鬥爭，也建立不起根據地。湘贛邊和湘鄂贛邊區的建立，就是這一經驗的證明。武裝鬥爭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紅軍和地方游擊隊、赤衛隊。沒有主力紅軍打不開局面，粉碎不了白軍進攻；沒有地方武裝，鎮壓不了反動的靖衛團、挨戶團及地主富農的反水，也就保衛不了根據地。現在主力紅軍同敵軍來比是弱小的，要研究如何以弱小的紅軍戰勝強大的白軍。我舉了奔襲鄠都和去年八月潞口砂的伏擊仗，這都是以弱勝強，出敵不意，又是攻敵要害，也就是攻敵必救的痛處，結果打退了敵人的進攻。這種打法是舊式軍隊不懂得的。戰機是經常有的，即敵軍弱點是經常存在的，就是不易發現和不易及時抓住。紅四軍抓住了殲滅郭鳳鳴旅的戰機，就開展了創造閩西根據地的局面。我也舉了去年六月進攻安福失敗的教訓，如果那次紅五軍這一千三四百人的主力被消滅了，對湘贛邊區的鞏固和發展，就要增加多少困難！今天紅軍主力作戰，務求每戰必勝，這當然是難事，但須反對去年進攻安福這樣的冒險主義。我們是由舊式的國家反動軍隊起義來的，一切由有後方供應，變為無後方供應，任何補給全靠自己，這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現在我們初步學會了自籌給養，打土豪挖窖；自己擴兵來補充自己，爭取俘虜兵當紅軍。
我又談到，在現在的條件下，要建立所謂鞏固的後方，敵軍打不進來的後方，這是不可能的。守井岡山的經驗教訓是很多的，像紅光醫院那樣集中地醫治傷兵，在現在的環境下，是不適當的；只能依靠群眾掩護，分散醫治。我舉了小密寄傷員的事實，我們黨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