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有至少
也是十分罕見的一個容納激越美學的理想場所，我指的是六月巴黎的那些球場。
我沒有說當我們和皮耶羅、英札吉、博格坎普、羅納爾多在電視上相會時，那
就是赫伯特·馬爾庫塞所鼓吹的“想象另一種生活方式”，如果我們真的這麼認為，
那隻說明我們的膚淺不說明其他什麼。但是，我有足夠的自信這樣認為，邂逅他們，
邂逅生龍活虎於二十世紀最後時光中的這些天才運動員將讓我們可以再次靠攏“另
一種生活方式”。
在海浪一般起伏的人群中，在紙屑、煙火、旗幟所構成的氛圍中，我們和某個
來自格拉斯哥某個來自聖保羅的年輕人一樣地神不守舍，但我們和他們有著明確的
分野。他們要的是英國足球隊在歐洲大陸的徹底勝利，或者要的是巴西足球隊在施
賓格勒早就預言過的“沉沒的西方”中的凱旋而歸。我們要的只是六月巴黎提供的
那個宏大的空間，那些激越的場景，那份不同尋常的氣氛。在如此開闊的廣場上，
人類中的精英你死我活的搏殺有力地激發著我們生命中塵封已久的情感，使我們已
經十分枯萎的生命之泉獲得再次的滋潤。
是的，在六月巴黎那些足球場上演繹的其實是人類的一部生生不息的生命史，
它無情地粉碎了規整的小市民生活所要求的平靜、平淡、平衡和平庸，將我們重新
召喚回伍德斯托克之夜，約翰·列農的時代，甚至更為古老的劍膽琴心、義薄雲天
的蒼涼歲月。
激越的’98世界盃，激越的法國足球廣場，某種意義上，二十世紀末期的人類
生命在這裡恢復了她的本真意義，或者說，生命超越了她尋常的意義。
為現實而哭泣
在經歷了我們生命的大喜大悲和情感的大起大落之後，現在，我們終於瞭望到
了新秩序的城牆，是足球的新秩序城牆。
在這堵城牆裡，我們目睹著新酋長正踱著他的方步，在他勝利者的臉龐上你依
稀可見古高盧人的傲慢和現代法蘭西人的驕縱，而在這個城牆之外，我們亦日擊了
那些落荒而走的人們，他們是條頓武士的後代、羅馬鬥土的後裔以及生存在巴西高
原印歐混血人群的後輩。一切正如我們在這個無比奇妙的六月開始時所預言的那樣，
當充滿了渴望、焦慮、憧憬和想象的七月過去之後，在舊秩序倒坍的城牆上飄揚的
正是我們從最初便已瞭望到的這一而新的旗幟，它書寫的正是新王者的名字。但我
們並不愉快，更不用說狂喜了。
這是因為我們鍾情的巴西人在最後的一刻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被擊倒了嗎？
也許。
對出生於五六十年代的人來說，或者講得更精確一點，對每一個在1982年便通
過電視媒體而初識著足球世界盃的人來說，他們都會不由自主地迷戀起巴西人的足
球天賦，也都會不可遏止地產生著一種“巴西情結”。每一次世界盃上，他們最無
法忍受的就是巴西人的失敗。他們深刻地記住了1982年、1986年以及1990年，在這
些年份裡與巴西人對壘的那些傢伙才是不可饒恕的，因為這些傢伙令他們的天才蒙
羞，令他們只能悲憤交加地發出“天應巴西”的長嘆。1998年的情況或許有些不同，
但他們依然無法接受這樣一個結局：他們的英雄倒在奪取皇冠的最後一步的路途上，
只差一步。
讓我重複一遍，我們不能接受巴西人被摧毀的事實（儘管這樣的事實已經不可
阻擋地發生），因為巴西人被摧毀意味的其實是歷史的被毀滅、記憶的被抹消和文
化的被淹沒，意味的就是我們生命中的一部分在這樣一個變化無常的時代裡遭受到
徹底的窒息。
僥倖的法國人有權利獲得這個世界的恭維。儘管這支全世界公認的毫無攻擊力
的足球隊在決賽時刻是用頭而不是腳將足球送進了巴西人的網窩，儘管這種方式本
身便是對足球藝術的褻瀆，但功利主義的世界正如此為他們辯解著：上帝站在他們
一邊，命運站在他們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