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當時經濟所吸納的多餘部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在關注安全問題的官員們看來，這些人都是一種威脅。當然，當時並沒有什麼可靠的手段來統計他們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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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諭檔方本》，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博恆）。
②定州座落在人口稠密的華北平原，位於北京西南約三百餘里處。
③軍機處的官員們將此案發還直隸，省當局對李英供詞中提及的所有廟宇道觀都進行了搜查，除找到了“佛道經典”外，並無發現藥品、符咒或妖術指南之類的東西。在李英故事中提到的每個人均被逮捕，帶往承德審訊。最後李英和其他人均被宣告無罪，釋放回家。
④《清實錄》，第790卷第10頁，乾隆三十二年閏日七月一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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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感到吃驚的是，儘管皇帝本人對於和尚道士深持懷疑，到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清政府那套用來對他們進行登記的體制已經殘破不堪。在一位經驗豐富的省級官員高晉（曾任兩江欽差總督）看來，政府中沒有什麼人在費心收集有關和尚道士的準確情報。高晉曾親自檢查過屬下一些縣的登記名冊，發現誤差甚大，不僅對僧道總人數未作統計，就連發放度牒的體制也已經停止運作。根據高晉的報告，因為無人認真執行有關僧人每收一個新徒弟（亦即每剃度一個人）都必須上報當局的規定，只有“十之二三”的僧人道士持有度牒。其結果令人吃驚，大批人冒充僧人道士，以至於“奸良莫辨”。這些人不僅“罔遵戒律，蔑棄清規”，而且“甚有異言邪術，煽惑愚民，幹犯法紀，大為風俗人心之害”。①高晉的擔憂，同反映在《大清會典》中的官方對於僧道人員的普遍成見是相當一致的。然而，十八世紀中葉的情況是不是使這種焦慮變得更加迫切了呢？高晉寫道，“私行削髮”（亦即未在寺廟中經過正式的剃度儀式）、“漏造人冊”的流浪者如此眾多，如果將他們統統圈起並強迫他們恢復世俗生活，就會使他們☆★☆★☆★☆★①這裡涉及到的一個問題是，處理這些報告的一般程式（報告由省政府轉送禮部，而不是省裡的官員奏報皇帝），給地方官員留下了所有這一切不過是走走過場的印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一般程式是1674年根據弘曆的黃祖父的詔令而設立起來的。透過將皇帝這個因素從這一程式中取消（亦即皇帝不再過問這些情報），也就意味著整個體系已形同虛設。《硃批奏摺》，第864卷第6號，乾隆三十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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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無依”，造成極大的社會動盪。高晉指示其下屬對沒有登記在冊的僧人道士進行徹底清查，列入名冊。然而，他奏報皇帝，這樣做還只是一種治標的措施。他提議，除奏報當年的人口及收成情況外，還應當恢復在年底向皇帝奏報當年在冊僧道人員的做法，從而使控制他們的努力多少具有一種緊迫性。①在這個社會環境中，有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人（就像“道士”李英那樣）因為生活無著而四處流浪。“僧道”生活顯然正將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吸引過來，去從事得到社會的認可（但未必得到官方批准）的乞討活動。
在官僚們的心目中，不管是什麼人，凡四處流浪的乞丐都是對於公共安全的一種威脅。那些居無定所、沒有家室的人也是無法納入控制的人。②當剪人髮辮的危機達到高潮的時候，湖北布政使閔鶚元在一份奏摺中寫道，過去對僧道人員登記在冊並☆★☆★☆★☆★①弘曆反對這一意見。他硃批道：“此亦治標而非正本澄源之論。”（然而，究竟什麼是他的“正本澄源之論”，卻不甚清楚。）更何況，此事“此時更不可行”（弘曆顯然是擔心在反妖術運動正開始紮下根的時候，這會造成僧道人員中的混亂）。弘曆決定：“俟事後再講。”浙江省按察使曾日理也觀察到當時只有少數僧道持有度牒，因而提出了一個相似的建議，要求所有的僧道人員必須持有路照《硃批奏摺》，第864卷第12號，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日）。同高晉的一樣，這一建議是來自省級官僚的一個典型的反應：比組織有力的偵緝來得更快、也更有利的，是透過通常的文案處理而把整個問題納入常規。對於這種反應，本書第九章將作進一步的分析。
②今天，在官方對於行乞者的態度中，仍然充滿著對於公共安全的關切以及道德上的說教。在此，我要感謝韓書瑞使我注意到了《中國日報》一篇題為《乞丐對杜會秩序構成威脅》的報道。根據這一報道，儘管乞丐人數有所下降，但據估計中國全國在1987年仍有67萬名乞丐，比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