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聲譽就會受到嚴重的損害。納瓦霍人曾抱怨說，白人當局不僅禁止他們殺害巫師，甚至“對那些在我們看來已犯下了最嚴重罪行的人們也不予以懲罰”。①在現代，東非的一些政府曾對民間某些對付妖術的措施（例如透過毒物進行裁決）予以壓制，其付出的代價則是被指責為“同罪惡站到一起去了”。②從維護政府公共形象的角度來看，最聰明的也許是烏干達的那種解決方案。在英國的管轄下，那裡有一個法律，對為了威脅對手或為了製造一種使別人展懼自己的名聲而“假冒”為巫師的人，要予以懲罰。在這個事例中，政府並不承認自己相信巫術實有其事，但卻表明自己是在同假冒從事巫術的行為作鬥爭。可是，普通烏於達人卻並無能力分辨什麼是假冒的巫術，什麼是真正的巫術。結果，那些有巫師嫌疑的人便被強行帶到當局關押起來。③正如我們以後將要看到的那樣，《大清律例》中有關反妖術的條款同烏干達的不可知論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由於事情大概本來就該是那個樣子，省裡的官僚們一定覺得自己的公堂在處理1768年初的這幾個案子時還是相當順手的。吳石匠受到的誣陷以及蔡捕役的貪贓枉法不是都被揭穿了嗎？那幾個在胥口鎮和蘇州事件中受剄誣告的人不是也都被開釋了嗎？還有，民眾不是也都受到了恰當的警告，即他們不應匆忙不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