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官員大多出身田間，又多來自東部多種經營比較繁榮的地區，對農業生產知識有一定的瞭解，因此不難引入新的生產專案，這是官員勸農所能起到的第一層作用。長期實行的迴避本籍的流官制度，以及官員任職期較短，又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了一種地方官員的經常性的流動狀況（如陳宏謀外任30餘年歷12省達21次），無慮增加了生產知識的交流機會。移民對新作物推廣也有重要的作用，但其流動多有一定方向，不像流官通達四方，且挾有官府勢力，推廣較易。
提供初步資訊之後，引進基本原料及生產方法，是官府勸農可以起到的第二層作用。這些事情，難道不可以由某些社會中層組織來出面承擔，有如現代人們所習見的農種站、銷售公司和種種服務組織？事實是，在清代中國，政府與千百萬的個體小農之間，類似的中層組織儼然一無存在，對於一件新事物的推廣，可能就顯得效率較低、傳佈較慢，難以突破家族或小地域範圍的界限。看起來總不若官府有組織行動那樣雷厲風行、直捷有力。如貴州遵義取得蠶種後，立即能夠組織四鄉學習、推廣，顯然是藉助了基層組織的協助，儘管這種組織在今天看來還很“軟弱”。
官府行為的又一個優勢，是有財政方面的支援，而這是不計收益，甚至是不需還本和無息可計的。例如在山蠶的推廣中，購種、運送、僱募匠師、置辦器械、設立場所，在在需要花銷。個體小農缺乏資本，“是無擔石糧者，安肯出中人產而謀此未見之利哉”？在這方面，民間私人組織也許可以起到若干作用，但是怎樣才能成功集資和收回投資，並使這些資金（既然作為投資）有利可圖？要使參予各方都能符合“經濟行為”的要求，並不容易。雍正以來，清廷決定“火耗歸公”，其中專門劃出一部分做為地方公費，以推行有益的地方公益和經濟事業。因此到乾隆初年，各地就有一定的財政力量進行地方建設。這恐怕也是乾隆間政府勸農較為集中而有成效的原因之一。
官府勸農的另一作用，是可以彌補市場的缺環或不足，特別是在那些欠發展地區。因此政府也可於試行初期或必要之時，為產品提供一定的保護。如陝西推廣蠶桑，有種桑未養蠶者，給價收買，養蠶得繭不能繅絲者，“亦許賣給於官”。
總之，政府於勸農一事，可以依賴其知識資訊、組織與財政的力量，進行較為直接而有力的行動，因而易於構成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方案。具體說來，從新生產專案的選擇和引進（包括購入所需原料），傳授生產方法（包括初級及加工生產，請匠師、設官局及組織各鄉學習），提供資金（直接投資及提供借貸），以及銷路保障（選擇期間的包銷和試行階段的保護性措施），都可程度不等地插手其中。對於一個特定的生產專案來說（如遵義山蠶業），這樣的政府，就像一個大的生產組織者和經營者，作用於一定的區域範圍，或不同的生產環節。處身其間的農民就像是一個個單純的生產者，產前產後的許多“工序”，多由政府包攬負責。在一時期間和若干地區之內，十八世紀政府在經濟事務方面插手之深，可以說是空前的。＇26＇
與此有關的，就是“農民不會種地論”，如世宗諭：“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高宗諭：“鄉愚無知。”只有依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27＇這在現代，也有相應的表現。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即清代除少數的例外，基本上沒有過強制性的推行。這與明代或其他某些朝代相比，實有很大的區別。如明初太祖曾令凡民田必“栽桑、麻、木棉”各若干畝，是把農業導向落後的自給經濟以及強制實施的著名例子。它與清代發展商品性經營、提倡因地制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做法，＇28＇實是不可同日而語。
不難看出，所有這些——不管它是好、是壞，是有意還是無意，或有著怎樣的自身矛盾——直到二十世紀（特別是其下半葉），都還在活著，並對政府行為有著極為重大的影響。
五、土地的全域性開墾
對上述看法，可能有許多讀者不能同意：什麼“多種經營”？清代發展經濟的主要手段難道不就是開墾土地？
不錯，清初政府重視土地開墾，清代墾荒也有很大成績。中國官方耕地統計數字顯示，明代中國約有耕地7億餘畝，進入民國（即二十世紀初）大約增加為14億畝。這套資料儘管並不準確，但目前為止，我們已不可能得到更為可靠的統計數字（包括各種“科學”的分析調整在內）。由此粗看之下，中國耕地面積在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