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諭：養民之本莫要於務農，州縣考成固應用是為殿最。而向來功令不專以此課吏者，因其事甚樸，無可炫長，其跡似迂，驟難見效；又或上司之察勘難周，有司之條教易飾，不似催科、聽斷、捕盜等事之顯而有據也。（但不知）本計既端，末事亦次第就理，民生大有裨益，即治道亦漸致郅隆。＇10＇
乾隆九年，訓督撫勸課州縣，實行教養，復令州縣“親履田間”，深入勸導，“詢問疾苦，講求利益；度其原隰，相其泉流，審物土之宜，因閭閻之便”，興利除害，“教養兼施”。身所不及之處，有約正、值月人等，分佈四鄉，代為化導，“或給之廩餼，或加之獎誘”；“務使一州一縣之民，情聯勢合，如父子兄弟之相為扶掖，如頭目手足之相為捍衛”。＇11＇
又令地方宣講《上諭十六條》、《聖諭廣訓》，除城中外，亦須及於集鎮村莊、遠方僻壤。一應有關教民諭旨，不可徒張告示，視為虛文。＇12＇
並令各省督撫，將歷年所奉教養百姓之事，悉心條對。並以“地方一切學校、農桑、河渠、水利諸政”，考核州縣，歲終奏聞。＇13＇
乾隆十年，兩江請“擇力田淳謹者，設為鄉長，專司勸戒”，“並於州縣巡查到村之日，據實稟陳，年終考核”；因“教稼勸農，地方官職所當為”，未允復設專員。＇14＇
乾隆十二、十三年，定守令久任例，以使守令得“從容展布”，“實能為地方興起教化，勸課農桑，興利祛弊”。＇15＇
這些終使得一時之內，政府之手，伸到一些從未插手過的地方，國家干預也達到一個空前的高度。如果說十八世紀在世界歷史範圍出現了一些“共時現象”，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權力的加強。而從斯科特所說“國家的視角”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