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今日的秦國已非當年商鞅變法時的秦國，秦人大多民智已開，也有了思想有了主張，若還是像以前那樣強壓著讓秦人接受苛刻的律法，已經不合時宜了。商鞅提倡的極端的法家之術，也還是被這個時代所排斥了。
所以正如公孫弘所說，秦國不光是要整兵戈出征天下，還需要從體質上進行一場變革，去除弊端，建立新制。商鞅變法已經過去了一百六十年了，很多舊的體制已經不再適合秦國如今的局面。秦國已經作法自斃、自嘗惡果，若再不思改變，就算重新統一了天下又能如何，也不過是重蹈始皇帝的舊路。
其實從韓信執掌秦國後，秦國上下的體制已經發現了許多微妙的變化，在朝堂之上，不再是唯法家之術而輕百家之說。像孟堅和公孫弘就並非法家信徒，相反到時對黃老無為之說頗為行賞。
朝臣之中，也有許多是儒生出身，在韓信和當初孟堅的堅持下，秦國朝堂選拔官員都是以能力為首選，而輕出身和學派。在高層的默許之下，諸子百家的學說已經出現在秦國朝堂之上，而不是像以前一樣獨尊法家、罷黜任何學說。
其中崛起的最為迅速的當為之前一直被法家傾力打壓的儒家學術。
先秦時期的儒家學派，並不是後世那種被諸多修改以傳承的儒家學說。它只是諸子百家中一種比較重要的學說而已，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張“德治”、“仁政”，重視倫理關係，中尤以忠君、重孝、克己為中心。
此時的儒家學說，遠遠沒有到達後世那種妖魔化的病態學說，相反儒家作為百家學說中最為活躍的一派，其思想xìng遠遠超出了大多數學派，是有“luàn世當法，治世用儒，黃老以修身”之說。
法家所崇尚的霸道，是將整個國家打造成一部恐怖的戰爭機器，老百姓畏懼律法，平時拼命耕作，戰時則舉國為兵，以敵人的頭顱來換取豐厚的獎賞。這種體制在戰國時期具有強大的生存力，以戰養戰，靠著掠奪不斷壯大自己削弱敵人，也讓秦國成為了虎狼之國，六國在其咄咄bī人的姿態下戰慄不安。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一旦天下平定，失去了對手的秦國將會陷入茫然之中，唯有拿著北邊的匈奴和南邊的蠻夷出氣，最後將國力白白損耗在永無止境的征戰中。
而儒家所提倡的則是王道，士大夫們修身、齊家、治天下，要求上位者實行仁政，臣子們則提高個人修養以象聖人看起。儒家有一套完整的價值體系，所倡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學說十分有利於統治階級穩定民心，也非常利於中央集權。這也是儒學為後世統治者推崇自己的原因所在，因為它特有的價值體制確實非有適合統治者長治久安。
但儒學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它倡導的是人治和德治，而不是法治。它只是告訴你從道德層面上你應該做什麼，但沒有告訴你不這麼做，會怎麼懲罰你，久而久之，必然滋養出一大批的特權階級，蛀空整個國家。而法家強調重法的jīng神，貴族平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樣才能讓所有人都畏懼法律，這樣放而能平緩平民對統治階級的仇視。而且儒家崇尚復古，墨守成規，逆來順受，久而久之也會腐蝕掉秦人血液中尚武的jīng神。
所以公孫弘想採用的治國之術，是融合了儒家和法家的jīng華。秦國以法家之術立國已逾一百六十多年，法制jīng神已經深入到了每一個秦人的骨子裡去了，讓他們懂法畏法，這也為公孫弘的變法提供而來強大的基石。
法家務實，所追究的是立竿見影馬上就可以見到回報的治國理念，而儒家好虛名，多從jīng神層面上告訴你應該怎麼怎麼做，久而久之形成一套完成的道德理念體制。兩種學說看似中途，卻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如何能將兩家的jīng髓很好的融合起來，便成了這次變法能否成功的重中之重了。
公孫弘的提議激起了韓信濃厚的興趣，其實他並不擅長政治治國，更多的時候他是將文治撒手jiāo給別人去治理，他得以專心武事。這不是韓信沒有政治頭腦的表現，相反這正是他的高明之處。秦國有別於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種體制，它崇尚軍功，以武立國，政治從來都是為了軍隊服務的，只有掌握了軍隊，才能掌握住秦國。沒有手握兵權，即使如商鞅、呂不韋那樣權傾朝野，一旦被君王所忌，完全可以毫不費力的派軍隊將你擒拿。
所以韓信很少過問政務，他很聰明的將有限的jīng力用在了軍隊上，這也讓他在秦國的地位固若金湯，無人可以撼動。
但公孫弘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