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高興，就讓惠帝又下了一道詔書趁熱打鐵。這道詔書的內容是向荊楚江揚諸州招募義勇，作為後繼部隊到益州助剿。這道詔書是壬午日簽發的，因此史稱“壬午詔書”，這道詔書惹下了滔天大禍。
“楚風彪悍”是史上有名的，魏晉時期長江中下游的荊楚江揚一線又是多戰之地，民風勇武好鬥，又因為歸附未久人心思故，所以更加易動難安。孫吳滅亡之初，就有吳人多次試圖復辟，如武帝太康三年九月，“吳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鄴令，遂圍揚州”；太康八年“冬十月，南康平固縣吏李豐反，聚眾攻郡縣，自號將軍。十一月，海安令蕭輔聚眾反。十二月，吳興人蔣迪聚黨反，圍陽羨縣”。
這些復辟雖然都失敗了，但是影響不小。當時孫吳故土流傳著這樣的童謠：“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還有“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這些鼓吹孫吳復興的歌謠能夠產生並且廣為傳誦，說明當地平靜的外表之下，潛伏著許多洶湧的暗流。晉武帝臨終特地在長江中游、下游設立兩大軍事重鎮，派出兩個皇子鎮守，也表明了他對此處的重視與擔憂。
時光荏苒，隨著距離孫吳滅亡越來越遠，對於故主的依戀與追思也被時間磨損得越來越淡，但是不安分因素依然存在，新的讖言又產生了，這一次有人預測：“當有帝王，興於江左。”
所以此地本該是鎮之以靜的，但是長沙王此時已經無計可施，只好飲鴆止渴。別處的都督長沙王都招惹不起，不得已，只好撿新野王這個軟柿子捏，而當時都督揚州軍事的劉準也是個軟柿子。
詔書下達之後，新野王與劉準果然不敢違抗。阻力來自民間，當時沒有人願意背井離鄉跑到遙遠而陌生的益州去打仗、送死，義勇根本招募不起來。但是這種反抗早在預料之中，“壬午詔書”責令各郡太守強行拉壯丁，並且督促士卒儘快上路，凡在轄境內逗留超過五日，二千石以下官員就地免職。
欲速則不達，催促過嚴效果適得其反。各地太守、縣令為了保住官銜，都親自出馬拉壯丁，然後像押送囚犯一樣將他們驅逐出境。那些被強行徵募計程車卒半路上紛紛逃亡，絕大部分落草為寇，許多百姓為了逃避戍役，也紛紛逃亡，其中相當一部分也被迫“屯聚而為劫掠”，成為盜賊。於是荊楚江揚兩州社會秩序大壞，怨聲載道人心思變，叛亂一觸即發。
最後叛亂的火苗是在荊州江夏郡躥起來的，點火的人名叫張昌。
張昌取了漢族人的姓名，實則他是個漢化很深的蠻人。“蠻”是古代中原人對南方諸族帶有鄙視的統稱，中原人自認為是禮儀之邦，看不起異族人，所謂“北戎南蠻東夷西狄”都是這個意思。張昌具體是哪族人，如今已經無法考證了。
張昌的出身並不高，他是荊州義陽郡人，曾在義陽郡平氏縣做過縣吏。雖然身份低微，他卻是陳勝吳廣一類人，武力過人好論攻戰，因此時常被同僚取笑，不知道他是否也曾暗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張昌曾找人占卜，卜者騙錢心切，說他將來大富大貴。張昌沾沾自喜，以為民謠中所謂“當有帝王，興於江左”指的就是自己，於是一心盼望亂世。
盼啊盼啊，蜀中果然打起仗，亂起來了，張昌離開家鄉跑到荊州江夏郡，也不知道他從哪裡偷來一些旌旗傘蓋等軍中儀帳，謊稱受朝廷授命招募軍隊，去蜀中為國效力。此時張昌看來是想透過立軍功來飛黃騰達。
只是這個計劃沒有奏效，原因很簡單，誰會放著太平日子不好好過，跟著你一個來歷不明的傢伙去遠方打仗呢？張昌折騰了許久，聚集了千把人，卻都是走投無路想討口飯吃的流民，成不了氣候。令人奇怪的是，張昌在境內招搖撞騙，政府竟然不聞不問，可見當時江夏郡太守弓欽的執政能力也很堪憂。
荊州的形勢正漸漸向有利於張昌的方向變化。荊州境內本來就有不少流民，如今流民數量還在與日俱增，根據其來源新舊，可分為以下幾類：第一類也是最老的一類，是元康年間從關中逃往漢中，又從漢中順著漢江逃到荊州的關中六郡流民；第二類是巴蜀叛亂髮生後，順著長江、漢江逃到荊州的蜀中、漢中流民；第三類是“壬午詔書”釋出後的逃兵，與逃避戍役的各郡百姓。流民在歷朝歷代都是安定社會的終結者，他們一無所有，隨時掙扎在死亡線上，為了求生存，他們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
而當時新野王也在無意中幫助著張昌，史書上說他“為政苛嚴，蠻夷並怨”，於是在流民問題上又加上了一條民族矛盾。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