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即魏齋婆)等接續其教,該教則漸滋反清意圖,並以不同名目傳入貴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廣東、江蘇、直隸、山東等省,以西南地方最為流行。乾隆朝首次大規模鎮壓“邪教”遂由此發動。
在皇上的高度警覺之下,這些零散的警報自然都被聯絡起來,而給予特別的關注。在他的親自指揮下,各省督撫迅速行動,嚴厲查辦,一些看來並無關聯的隔省報告,也被皇上當做破案的線索,並最終證明了他的“睿智”。事情開始,地方官祗知照“左道惑人律”嚴究黨羽,只是經過皇上點撥,才發現張保太之黨竟有謀為不軌之事,非止誘人入教,騙財淫亂而已。
隨後,查知江蘇燃燈教、龍華會俱系傳自雲南張保太,直隸保定唐登芳亦系該省掌教教首。四川所謂“三船”教(法船、瘟船、鐵船),名雖有三,其實則一,皆奉張保太大乘教之“邪術”。今法船教首劉奇先獲審擬,瘟船教首雪峰已獲旋斃,而鐵船首惡朱牛八,亦移諮滇省會緝。最後,遍佈各地的教派皆被一網打盡。
不應忘記,在以後的一些年代裡,乾隆十一年的“邪教案”,就成為皇上腦海裡一個成功的先例,儘管它不是總那麼有效而可依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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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60頁。
(2) “支援”這種劃分的可能還有郭成康:乾隆十六年(1751年)“聖明天子”治下的中國政治環境比較寬鬆的時代戛然結束了,參見《乾隆大帝》,第624頁;又,J.Polachek認為,1751年對清朝是個重要的轉折點,劉文鵬:“《從內亞到江南——評張勉治〈馬背上的王朝〉》”,劉風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頁。
(3) 據說乾隆一朝巡幸盤山共有32次,參見趙志強:《乾隆巡幸盤山淺析》(2008,未刊文稿)。
(4)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下編卷9,英宗二十九年(乾隆十八年)正月丁卯;參見白新良《乾隆皇帝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頁。
(5) 《清高宗御製詩》初集卷43,《避暑山莊百韻詩序》。
(6) 第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年)與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五年)之間相隔竟有十五年,其原因即在於皇太后鈕祜祿氏在第四次南巡時已經呈現出些許倦意,皇上明確表示不再南巡。直到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第五次南巡才又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以上參見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農村讀物出版社2003年版。
(7) 許指嚴:對於南巡之諫,皇上曾拒之以色,拒之以術,拒之以意氣,拒之以不拒;前四次南巡,皆奉太后鑾輿,而託於孝養,此所謂以術拒者,詳見《南巡秘記》,山西古籍、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2頁;據張勉治說,康熙皇帝是以“繞著走”的方式應付漢族士大夫對其南巡的諫阻的,最終藉著“法祖”的名義得以實現,劉文鵬:《從內亞到江南——評張勉治〈馬背上的王朝〉》,第359頁;唐德剛:《滿清時之南伶北上實始於清乾隆帝之南巡》。清高宗之南巡主要目的是為徵逐聲色的。所以迴鑾時曾違背了“祖宗家法”攜回大批江南佳麗,並選了大批江南俊秀兒童帶回北京預備訓練作御用伶官,號南府子弟,參見《梅蘭芳傳稿》,《五十年代的塵埃》,中國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
(8) 許指嚴:《南巡秘記》,第19頁。
(9) 以上參見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農村讀物出版社2003年版,孫文良、張傑、鄭永川《乾隆帝》,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0) 張勉治(M.G.Chang)《馬背上的朝廷》,引自衛周安(Waley…Cohen)《新清史》,《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樸趾源:《熱河日記》《審勢編》:“東南開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輕浮而好議論,則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陰沮豪傑之心,而今皇帝踵而五巡矣”。
(11) 據說在皇帝的南巡御製詩中,“策馬”、“馬上”等詞語不斷出現,《即事》一試中寫道:“因思陸賈有名言,馬上治之卻又可”,劉文鵬:《從內亞到江南——評張勉治〈馬背上的王朝〉》,第360~363頁、第368頁。
(12) 參見劉文鵬:《從內陸亞洲走向江南——讀〈馬背上的王朝:巡幸與清朝統治的構建,17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