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即魏齋婆）等接續其教，該教則漸滋反清意圖，並以不同名目傳入貴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廣東、江蘇、直隸、山東等省，以西南地方最為流行。乾隆朝首次大規模鎮壓“邪教”遂由此發動。
在皇上的高度警覺之下，這些零散的警報自然都被聯絡起來，而給予特別的關注。在他的親自指揮下，各省督撫迅速行動，嚴厲查辦，一些看來並無關聯的隔省報告，也被皇上當做破案的線索，並最終證明了他的“睿智”。事情開始，地方官祗知照“左道惑人律”嚴究黨羽，只是經過皇上點撥，才發現張保太之黨竟有謀為不軌之事，非止誘人入教，騙財淫亂而已。
隨後，查知江蘇燃燈教、龍華會俱系傳自雲南張保太，直隸保定唐登芳亦系該省掌教教首。四川所謂“三船”教（法船、瘟船、鐵船），名雖有三，其實則一，皆奉張保太大乘教之“邪術”。今法船教首劉奇先獲審擬，瘟船教首雪峰已獲旋斃，而鐵船首惡朱牛八，亦移諮滇省會緝。最後，遍佈各地的教派皆被一網打盡。
不應忘記，在以後的一些年代裡，乾隆十一年的“邪教案”，就成為皇上腦海裡一個成功的先例，儘管它不是總那麼有效而可依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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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60頁。
（2） “支援”這種劃分的可能還有郭成康：乾隆十六年（1751年）“聖明天子”治下的中國政治環境比較寬鬆的時代戛然結束了，參見《乾隆大帝》，第624頁；又，J．Polachek認為，1751年對清朝是個重要的轉折點，劉文鵬：“《從內亞到江南——評張勉治〈馬背上的王朝〉》”，劉風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頁。
（3） 據說乾隆一朝巡幸盤山共有32次，參見趙志強：《乾隆巡幸盤山淺析》（2008，未刊文稿）。
（4）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下編卷9，英宗二十九年（乾隆十八年）正月丁卯；參見白新良《乾隆皇帝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頁。
（5） 《清高宗御製詩》初集卷43，《避暑山莊百韻詩序》。
（6） 第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年）與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五年）之間相隔竟有十五年，其原因即在於皇太后鈕祜祿氏在第四次南巡時已經呈現出些許倦意，皇上明確表示不再南巡。直到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第五次南巡才又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以上參見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農村讀物出版社2003年版。
（7） 許指嚴：對於南巡之諫，皇上曾拒之以色，拒之以術，拒之以意氣，拒之以不拒；前四次南巡，皆奉太后鑾輿，而託於孝養，此所謂以術拒者，詳見《南巡秘記》，山西古籍、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2頁；據張勉治說，康熙皇帝是以“繞著走”的方式應付漢族士大夫對其南巡的諫阻的，最終藉著“法祖”的名義得以實現，劉文鵬：《從內亞到江南——評張勉治〈馬背上的王朝〉》，第359頁；唐德剛：《滿清時之南伶北上實始於清乾隆帝之南巡》。清高宗之南巡主要目的是為徵逐聲色的。所以迴鑾時曾違背了“祖宗家法”攜回大批江南佳麗，並選了大批江南俊秀兒童帶回北京預備訓練作御用伶官，號南府子弟，參見《梅蘭芳傳稿》，《五十年代的塵埃》，中國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
（8） 許指嚴：《南巡秘記》，第19頁。
（9） 以上參見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農村讀物出版社2003年版，孫文良、張傑、鄭永川《乾隆帝》，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0） 張勉治（M．G．Chang）《馬背上的朝廷》，引自衛周安（Waley…Cohen）《新清史》，《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樸趾源：《熱河日記》《審勢編》：“東南開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輕浮而好議論，則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陰沮豪傑之心，而今皇帝踵而五巡矣”。
（11） 據說在皇帝的南巡御製詩中，“策馬”、“馬上”等詞語不斷出現，《即事》一試中寫道：“因思陸賈有名言，馬上治之卻又可”，劉文鵬：《從內亞到江南——評張勉治〈馬背上的王朝〉》，第360～363頁、第368頁。
（12） 參見劉文鵬：《從內陸亞洲走向江南——讀〈馬背上的王朝：巡幸與清朝統治的構建，17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