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軍機大臣每問一事，“必準情酌理，細心推勘”，行為顯然與外省官員不同。這也只能引起皇上的不快，著嚴行申飭。（46）因若不允“刑外用刑”，官員們又靠什麼來完成那些極端化的任務呢？
5．餘 波
這一切初看起來都出乎意料，不期然而然就發生了。南巡一行，國計民生的大計沒有訪求得著（第一次南巡幾乎各方面皆無成就可言），反而來了一起“文字獄”的小高潮。
起初，皇上剛剛即位，御史曹一士就上了一個名為“請寬比附妖言、禁挾仇誣告詩文”的奏摺，其中說道：“比年以來，閶巷細人，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私書，指摘文字，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族，破家亡命”，並用“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兩句話，概括了文字獄的惡劣影響。汪景祺等梟示大約十年了，頭骨還懸掛在菜市口，左都御史孫國璽奏請將六人首級“掣竿掩埋”，上命“照所奏行”。接著，又降旨赦免了被髮遣的汪景祺及查嗣庭親屬。為避免再發生以文字罪人之事，批准了刑部的建議：今後凡告發旁人詩文書札等悖逆譏刺的，如審無實跡，一律照誣告反坐；如果承審法官率行比附成獄的，以故入人罪論。現在，這一切似乎都被置諸腦後了。
皇上最講究“物來順應”，但流為“跟風走”，反倒像丟失了遠大的目標，成為了“隨波逐流”。
第一次南巡風波，又有幾分像似乾隆三十三年的“叫魂案”，其一，查案中，皇上批評“外省習氣，一切委之屬員，取供過堂，虛文了事”，要求督撫大吏“承旨鞫訊，親身研審”，（47）實行中央集權、政治一元化，從中央、各省，直接插手基層，指名追查疑犯，直到鄉村社會、窮鄉僻壤。
其二，遷怒地方官員，一批官員為此受到處分，如乾隆十六年八月，將山東巡撫準泰革職拏問；山東按察使和其衷一度也革職拏問；十一月，令將江西巡撫鄂昌、江西按察使丁廷讓解職；十八年正月，汀漳龍道單德謨於蔡榮祖謀為不軌一案，既不能覺察於前，又並不檢舉於後，情節可惡，僅予罷斥不足蔽辜，著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湖北羅田知縣馮孫龍，則因馬朝柱結黨聚眾不能早為覺察，發覺後又不到天堂寨查搜，致令馬朝柱遠揚，被奉旨正法。
皇上批評一些督撫：“意中未必不以此案為可不必如此辦理，希圖草率完結。”（48）復諭：
偽稿流言，亂民風者尚小，而上下相蒙，關吏治者甚大。若顢頇了事，以模稜為大度，以朦混為包荒，政治尚可問耶？若因案情難於根究，遂爾懸擱，嗣後有似此者，其得竟付之不問乎？我大清國有此政體乎？（49）
又諭：
外省督撫，養尊處優，牢不可破之惡習，無所懲戒，何由更改？既明知其辦理悖謬，而復為姑容，國家任用封疆大臣，安用有此？外省吏治，尚可問乎？
若但謂一切報罷，遂為息事寧人，則朕自御極以來，即可高居端拱，耽樂深宮。又何事十七年焦心勞思，朝夕孜孜，君臣交儆，豈至此日而反改前度耶？（50）
並指斥一大批能臣：
近日督撫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面見好之秘鑰。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謂有旋乾轉坤之力，使屬員心感。尹繼善慣用此術，方觀承及巡撫中一二能事者，趨而效之……（51）
對一些大員，始終不給他們好臉子看，甚至侮罵由之。
如果說偽稿案並沒有追查到真正的作者，馬朝柱也在逃未獲，以後的叫魂案也以不了了之，皇上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呢？可能正是乾隆十一年的一個案子，給了皇上這樣的信心。
乾隆十一年，也是一個多事之秋。福建等地抓獲了幾名私下傳教的西洋傳教士，結果處死了一位主教。其後又有幾名在獄中被秘密處死。
就在乾隆十一年閏三月，貴州總督張廣泗奏稱：已故白蓮教首張保太所倡之教，已流入貴州、四川，傳及各省，俱有掌教之人。貴州省城有魏齋婆，招引徒眾習教，並聞四川涪州有劉權、雲南有張二郎，皆係為首之人。
張保太，系雲南景東府貢生，康熙年間在大理雞足山開堂倡習無為教，自稱系陝西涇陽縣八寶山無生高老祖開派，為四十九代收圓祖師。雍正八年以“左道惑眾”被捕擬絞，十三年九月逢恩赦，交與地保安插。乾隆四年江南江陰縣破獲夏天佑西來教，詞連張保太，被押往省城看守，六年監斃。張保太掌教時期，尚無意顛覆清廷。迨保太既死，四川劉奇、雲南張曉（保太繼子）、貴州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