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的職業都有人去幹（阿弗納總覺得自己“掉進”特工這一行也是這樣的）。但如果一個女人所從事的工作非同尋常，那很可能是她自己特意選擇的。但無論是哪種情況，為什麼凱瑟選擇這一行呢？
然而，她無法讓阿弗納洞見這一切。她反應敏捷，值得信賴，彬彬有禮，笑聲從容，對從事秘密工作的人經常表現出老式的同志般的熱情。握手的時候，她有一個站直身體略欠身子的習慣，就像過去學校裡的普魯士軍官。凱瑟對英國人的態度也很悲觀，跟“爸爸”一樣。她的這種態度表現在竊竊私語和偶爾的談話之中。比如，當話題轉到英國駐烏拉圭大使曾在杜派馬魯分子的“人民監獄”裡待了八個月時，她的臉上會清清楚楚地浮現出笑容。
凱瑟對普遍意義上的“愛國”有某種偏愛。對她來說，為了國家進行肉搏戰的人，即使碰巧互相打起來了，就像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那樣，也是愛國的。阿弗納能夠了解到的她的感情方面的東西就這些。對於其他的人，她似乎只有輕蔑。她習慣叫他們“傻瓜”。
“他不難跟蹤，”說到巴希爾·阿爾一庫拜斯時她對阿弗納說。“因為十點左右他總在那條洛亞爾街上走，那時候周圍沒有多少傻瓜。”
確實，巴希爾·阿爾—庫拜斯博士是個生活有規律的人，並不難跟蹤。他是伊拉克法學教授，曾經在貝魯特的美國大學裡做過講師。（按照“穆薩德”獲得的情報）到1973年春天，他一直負責為解放陣線提供物資和武器，是個高效的組織者。“集團”輕而易舉地就搞清楚了這些。3月9日，他第一次抵達巴黎時，在機場跟一個漂亮的地面女服務員有過一次談話。“你知道，我不是個富有的阿拉伯人。”阿爾一庫拜斯明確無誤地告訴那個女孩。“我只是個旅遊者，一個簡簡單單的旅遊者。我要的是一家便宜的旅館。”那個地面女服務員因為也在“爸爸”支付工資的名單上，因而每月不多的收入有所增加。她給他推薦了市中心的幾家便宜的旅館，然後（因為她不知道庫拜斯是誰）例行公事地把這個插曲報告給了“集團”中的聯絡人。從這裡人手，凱瑟的監視員只查了她提到的三四家旅館就發現了阿爾—庫拜斯。
阿爾—庫拜斯的旅館位於八區的一條狹窄的拉卡德街上。拉卡德街位於瑪勒舍伯斯大道和奧斯曼大道之間。從巴黎最壯觀的瑪德萊娜教堂所在的洛亞爾街的頂頭走過去不用一分鐘。這裡正好是一個“Y”字形的中心。洛亞爾街是“Y”的頸部，通向協和廣場，“Y”左邊的這個分支是瑪勒舍伯斯，通向差不多同樣壯觀的聖奧古斯丁教堂。右邊的這個分支是瑪德萊娜大街，通向巴黎劇院。
阿爾—庫拜斯白天要麼在小飯館度過，要麼在左右岸的路邊小咖啡館裡度過，二者各佔一半時間。早上他經常在聖傑曼大道附近與聯絡人見面，而在晚上喜歡把約會地點定在蒙馬特郊區街或者香榭麗舍大街上。如果晚上在蒙馬特約會之後，他會沿著義大利大道和卡皮欣大道，經過巴黎劇院溜達回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走的這段路，幾乎經過漢斯、羅伯特和阿弗納的安全屋的前門。）如果約會地點在香榭麗舍大街上，阿爾—庫拜斯要麼從瑪麗尼大道，經愛麗捨宮，在聖寶萊郊區街右轉，或者沿著加百利大道，經過美國大使館和優美的氣隆酒店，到達協和廣場。兩條路最終都會讓他走到洛亞爾街——到達洛亞爾街時，要麼在世界知名的馬克西姆飯店的下面，要麼正好在它的上面——從那裡再走五分鐘，經過瑪德萊娜大教堂，就平安到家了。
4月6日晚上，巴希爾·阿爾—庫拜斯博士選擇了後面那條路線。
阿爾—庫拜斯是個小心謹慎的人——也許他已感到了危險——時不時地轉身，看看是否有人跟蹤。然而，他走在香榭麗舍大街上時，是不可能注意到巴黎的車流中兩輛截然不同的車子在他身邊來回經過的。在加百利大道上，凱瑟的監視員不再跟蹤他。沒必要驚動一個行蹤業已掌握的目標。
阿弗納、羅伯特和漢斯正在他們的安全屋裡等電話——安全屋離卡皮欣大道不遠，靠近“Y”字形右分支的頂端——告訴他們目標已靠近洛亞爾街。他們要在“Y”字形的中心靠近瑪德萊娜的地方，盯上阿爾—庫拜斯，然後跟著他，沿著“Y”字形左分支朝他的旅店走。
十點剛過，電話來了。
這時阿爾一庫拜斯正走在安靜的加百利街，除了保衛美國大使館的巴黎警察之外，沒有人監視他。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庫拜斯才選擇了這條空無一人的街道：在裝備精良的警察總隊隊員的注視之下，沒有人會襲擊他。在這之前或之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