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種桑、養蠶、繅絲、並絲、織綢、紋飾、染色等生產技術的研討，都可以從中得到啟示。
這批絲織品幾乎集我國漢唐以來歷代紋樣之大成，織物組織也品類齊全，從平紋、斜紋、緞紋、變化組織、二重組織到紗羅複雜組織，無不俱備。尤其是織物組織配合紋樣的變化，使絲織品較漢唐更加華麗精美，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更為珍貴的是匹料上的文字記錄，既是研究古代紡織科學技術的珍貴文獻，又是明代紡織工業史的註釋。
明朝自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因北方地廣人稀，土地大多荒蕪，宮廷所用大量物資，常依賴於江南。從定陵出土的絲織品可以看出這樣一個事實，無論是作為帝后袍服的織成疋料，或是別有用途的宮廷藏品，多數來自江南。江南氣候溫和溼潤，適合種植桑麻，早在明朝初期，南京、蘇州、杭州等地，就設有宮廷專用的織染局，朝廷委派專人負責監督，並有嚴格的上交數額和檢查制度。“腰封”上的文字正是為了檢查方便所記。隨著大明帝國日趨衰落，織染局製造匹數逐年增加，到萬曆一朝達到了高潮。文獻記載，織染局上交歲額總數原為兩萬匹，而萬曆初期已達到了十幾萬匹，超出歲額總數的幾倍。
明代的蘇州，曾是錦緞織造中心，這裡聚有大量的織染工匠，每個工匠每日僅能織二、三寸，而對這驚人的上交數額，不得不整日勞作，把絲一條條織成錦緞，又一匹匹送往皇宮，而作為織染匠，卻終日不得溫飽，其悽苦之狀不忍目睹。史料記載：萬曆二十九年六月，織染匠們終於開始怒吼了，以葛賢為首的兩萬餘人掀起了反抗朝廷和官吏的大規模暴動。文獻上記載了這一事實，三百多年前拿起大刀長矛反抗朝廷和官吏的，不正是萬曆棺內織品上發現的趙緒、倪全、薛孝、鄒寬、沈阿狗……這些社會底層的人物嗎！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個淺顯的道理，不知萬曆皇帝生前是否想過。
發掘人員將絲織品一卷卷拿出，梓宮內又出現79錠發散著光芒的金錠。多數是十兩一錠，五兩或更小的不多。金元寶絕大部分背面都有字跡，記錄著徵收年月、委官、金戶和金匠的姓名。例如：
雲南布政司計解萬曆三十五年分足色金一錠重拾兩安寧州同知江鋐金戶高如山金匠沈教
雲南布政司計解萬曆四十壹年分足色金壹錠重拾兩委官紹傅金戶杜良金匠沈教
雲南布政司計解萬曆三十六年分足色金壹錠重拾兩委官通判張薦金匠沈教
雲南布政使司計解萬曆四十四年分足色金壹錠重拾兩委官魏元勳金戶吳相金匠沈教
從中可以看出，金錠的貢地多在雲南。儘管從文獻上看，萬曆時的雲南並不盛產黃金，但宮廷的搜刮仍然指向了這片偏遠的邊陲之地，該省每年要向朝廷納黃金五千兩，成為當時的一項沉重負擔。有正直的朝臣看出了徵收貢金的危害，上書勸諫：“雲南大害，莫甚貢金榷稅之事。”戶部主事洪啟初在給萬曆的上疏中也直言不諱地指出：“滇之害無如貢金一事。”然而萬曆始終沒有理睬他們的奏請，貢金數量依然逐年增加。雲南當地政府在無法滿足朝廷供應的情況下，不得不向四川、貴州等地遠道購買，有時甚至到京師透過商人高價收購，然後再轉交宮廷。
交納貢金雖由地方官吏籌措，但最終還是要轉嫁到百姓頭上，當地人民不僅要負擔貢金的稅收，還要經歷運送之苦。由雲南到北京萬里迢迢，其艱難困苦可想而知。史料中曾記載過一支護送貢金的大隊，在渡過雲南境內的盤江時，正趕上山洪暴發，五十多人被大水淹沒，斷送了性命。雲南百姓在長期苦役的煎熬中，終於揭竿而起。萬曆三十四年，一萬多人包圍了礦監衙門，殺死了萬曆派駐雲南的太監楊榮和二百餘名官吏。楊榮的府宅被燒，屍體在烈火中化為灰燼。
當時的政治家魏允貞在評析萬曆一朝的時政時，曾指出：“金取於滇，不足不止；珠取於海，不罄不止；錦綺取於吳越，不極奇巧不止。”這段記載在揭露時弊的同時，也說明，當時的黃金多取自雲南，正像絲織品多取自江南和蘇杭一樣。定陵出土的絲織品和金錠，和歷史記載相互印證，達到了記載和實物的統一。
在萬曆棺內眾多的殉葬品中，有兩隻不太顯眼的藥罐。罐為金制，鑲有長柄，但卻沒有其它金銀玉器那樣光澤鮮豔。金罐表面有多處磕碰磨損的痕跡，似經長期使用所致，很可能就是專為萬曆皇帝煎熬御藥的藥罐。
明代帝皇有病，煎服藥物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規定。太醫院奉旨要派出四至六名御醫，前去宮內診視；在御榻前，先要膝行跪診，然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