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之外，又緙十二章紋樣，這就是屬於帝王特有的十二章袞服。十二章也是十二種紋樣，即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紋樣各有含義，日、月、星辰，晝夜有光，表示普照天下；山取“鎮”土，龍取“變化無方”；華蟲是雉雞，翎毛華美，表示“文采昭著”；宗彝是尊彝之上再做上長尾猴形，古代相傳長尾巴猴子孝順，棲息於樹，老猴子在最上面，依次相排，小猴子在最下面，守衛長輩的安全，故宗彝取“孝”義；不忘祖先恩德；藻是有花紋的水草，取其有“文”；火即火焰，取其“明亮”；粉米是糧食，人離不開米麵，取義養人；■是斧頭的形狀，取義“果斷”、“權威”；■是兩個弓相背，取義“見善背惡”。總之，意在象徵皇帝文武兼備，處政英明果斷，聖光普照大地，恩澤施於四方。遺憾的是，這位萬曆皇帝除了理事專斷之外，其餘諸條卻一無所具。面對祖製圖案的良苦用心，不知作何感想。
關於袞服織法的研究，在沒有新的論斷問世之前，其緙絲“通經斷緯”的技法，應當說是起源於漢魏。
1959年，考古學家在新疆巴楚西南脫庫孜來古城遺址中，曾發現過一塊用通經斷緯技法織成的紅地寶相花緙毛殘片，按時間推斷，和1906年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在新疆古樓蘭發現的一片具有“通經斷緯”技法和希臘風格的毛織人像不相上下，均為漢代中期。1973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又在吐魯番阿斯塔那一帶，發現一套緙絲織成的絛帶，經推斷為盛唐時期的產物。
至宋代，緙絲在中華內陸盛行開來，今天我們還可以從《紫鸞鵲譜》、《紫湯荷花》、《紅花樹》等著述的封面或卷首中，找到以緙絲為裝裱的實物，而關於緙絲在宋代盛行的文字證據，也同樣可以找到。莊綽在所著的《雞肋篇》中曾有這樣的記載：“定州織刻（緙）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絲經於木杼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染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連，承空視之，如雕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可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梭所作也。”莊綽為宋代人，可見緙絲通經斷緯的技法，已為他的同代織匠所用。
明代初期，禁用緙絲做服，以示節儉。至宣德年間，隨著節儉之風被享樂腐化所代替，緙絲才又重新發展盛行起來。朝廷設內造司，專以緙絲通經斷緯的技法制造袞服（皇帝大典專用服）。由於袞服的製造工藝複雜，造價昂貴，即使最熟練的織匠，每天最多也只能織一寸二分，織完一件袞服，大約需要十年時間。定陵出土萬曆皇帝的這件十二章福壽如意緙絲袞服，應算是目前我國所見到的唯一的緙絲袞服珍品。到1983年，定陵博物館委託南京雲錦研究所研究複製一件，該所積三十多年的經驗，花費了整整五年時間，終於織造完成，填補了明代龍袍織造技術失傳三百餘年的空白。
這件袍料的全名為：“孔雀羽、織金妝花、柿蒂過肩龍、直袖、膝欄、四合如意雲紋紗、袍面料”。為恢復龍袍的本來面目，必須對原物進行“追色分析”和“經緯分析”。具有三十年織錦經驗的南京雲錦所老藝師王道惠，在色如灰土的龍袍前夜以繼日地描摹48天，才完成了龍袍的摹稿，錄下精確的資料。一件龍袍重900克，而挑結的花本即重幾十公斤，用線121370根，首尾長達50多丈。孔雀羽更要經過精心挑選、劈絲、搓接成線，與彩色絲線盤織成雲龍圖案，再與真金線交織在一起，別有一種高貴華麗的裝飾效果。難怪有關專家認為，這件明代皇帝龍袍的複製品在選料、織紋、色彩、圖案和織造技藝都與歷史真品相同，堪稱“傳世稀珍”，終於在1984年第四屆全國工藝美術品百花獎評審會上獲得殊榮——金盃獎。
當發掘人員清理到第十一層時，發現一條兩邊對摺的錦被。開啟錦被，萬曆皇帝的屍骨顯露出來。一個令大家猜測了兩年的謎，終於揭開了。
他已不是儲存完好的屍臘，而是一具形貌可怖的骷髏。這位“大行皇帝”靜靜地躺在一床錦被上，骨架頭西腳東，毫無血肉的面頰稍向南偏，左臂下垂，手壓在腹部，細長的手骨攥著一串念珠，像在祈禱神靈的保佑。右臂向上彎曲，手放在下頦附近，一縷黃褐色鬍鬚掛在唇邊。似在悠然自得地捋著鬍鬚，暢談軍國大事，顯然是入葬時人為擺設而成。脊柱上部稍有彎曲，左腿伸直，右腿微屈，兩腳向外撇開。身穿的龍袍大都腐爛，腰部束一條玉帶，頭戴“翼善冠”，髮髻梳理完好，足登高筒長靴，褲腳裝在靴子內。上身打扮像是一位儒士，而下身及長靴又給人一種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