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君父？如不採取斷然措施，誰能保證不會有第二個“馬嵬坡之變”呢？誰又能禁止人們明目張膽地罵他是貪色誤國的李隆基呢？
於是，不管閣臣還是御史們如何勸說呼救，都無濟於事，洪乃春最終還是被拖到午門外廷杖六十，然後削職為民，以至最後憤鬱而死。他是萬曆皇帝真正獨立執政後，第一個因為干涉皇帝“私生活”而遭到廷杖的大臣。如果說以前廷杖大臣是由於張居正、馮保的緣故，那麼這以後廷杖幾乎成了萬曆對付那些對他和鄭貴妃之間的關係敢於置啄的大臣們最主要的手段了。
仍然像黃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樣，大臣們被杖之後，立即以敢於廷爭面折而聲名天下，並且名垂“竹帛”。死是人人都懼怕的，但只是屁股上挨幾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為此而冒險的也就大有人在。萬曆皇帝在這些前仆後繼的勸諫者面前，到底還是精疲力盡了。他頭腦中自當皇帝始就存在著的那點兒幻想也隨之破滅。母親和張居正賦予了他滿腹經綸、道德倫理、為君準則、三綱五常……似乎一切都已具備，但就是沒有賦予他堅強的意志和自信，而這一點恰是一個人最應該具備的精神財富。正因為如此，他才失去了祖宗們那樣的真正至高無上的權力和權威。表面看來，他是為了鄭妃的緣故，走上了一條在萬念俱灰的心理支配下自我毀滅之路，而實際上他的灰心因為他無力駕馭這個龐大的帝國機器造成的。貪財好色並把希望寄託在虛無縹渺的來世，只是他消極對抗的手段，既然這個帝國機制造就了這樣一個皇帝，那麼，歷史也只能讓他沿著這個軌道走下去了。
正如黃仁宇先生所作出的結論，鄭貴妃想讓自己的兒子當太子這是肯定的。處於這樣一種備受皇上寵愛的地位，產生這樣的想法不足為奇。既然有希望，聰明過人的鄭貴妃就不會放棄任何努力，她所做的一切也就無可指責。但是對於那些意志堅定、不屈不撓的大臣們來說，挫敗鄭貴妃的“陰謀”，如同阻止一個敗壞朝綱、危害千秋帝業的“魔鬼”。在他們看來，鄭貴妃要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對本朝的危害，要比八旗大軍的鐵蹄更為嚴重。事實上，就在1587年即鄭貴妃生下兒子常洵一年之後，遼東巡撫注意到北方一個年輕酋長正在逐步開拓疆土，吞併附近的原始部落。他覺察到此人必成明朝的心腹大患，就派兵攻打，但出師不利，幾乎全軍覆沒。他認為失敗的主要原因，在其部下一個開原道參政（朝廷派來監視巡撫的命臣），不照命令列事，而堅持改剿為撫的主張造成的。遼東巡撫參劾這位參政的奏摺一到北京，被參者反而取得朝廷監察官的同情，他們又出來參劾這位遼東巡撫。當時的首輔申時行認為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大驚小怪，引起內外文官的不睦。這位首輔再次運用了他的機智，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調停，建議萬曆對雙方參劾彼此對銷。不必再論誰是誰非。然而這種處理的後果，卻給了北方那位酋長一個難得的機會，使他繼續大膽放肆地吞併其他部落，繼續利用明朝內外官員的不和來發展自己的千秋大業，他開始創立文字、完善軍隊制度、研究攻防戰略……這位酋長就是努爾哈赤。若干年後，他將成為八旗子弟的首領，死後諡號清太祖。
圍繞著“國本之爭”這件大事，朝廷的臣僚漸漸地形成了兩大對立的派別：以首輔申時行、大學士王錫爵、沈一貫、方從哲等人為首的一派態度暖昧且“依違其間”；而以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等為首的一派以“東林書院”為據點，主張堅決按照“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成規，擁立常洛為太子，從而形成明末名震一時的“東林黨”。因沈一貫是浙江寧波人，他在繼申時行之後出任首輔期間，糾集浙江籍京官與東林黨作對，因而被稱為“浙黨”。此外還有“齊黨”、“楚黨”等多種派別，他們共同聯合起來反對東林黨。而各黨在相互爭鬥中，又都利用京察的機會排除異己。京察是明政府考察京官（南、北二京）的制度，六年一次，每逢巳、亥年進行。在京察中，根據官員的政績、品行，分別予以升、降、調或罷官的獎懲。凡在京察中被罷官的，永不起用。所以，各黨都想利用這個機會置對方於死地。但是，無論哪方獲勝，都對解決明末社會腐敗的積弊無絲毫益處。而這些勢同水火的黨派之爭，只能使帝國大廈傾倒得更加迅速。
她在悽苦中死去
如果萬曆像他的祖父嘉靖一樣，為“大禮儀”之爭廷杖反對他的一百多人，或者像他的伯祖父正德，把一百多名諫阻他南巡的官員都以棍論處。那麼，事情也許會省去許多麻煩。然而，萬曆既無先輩之權威，更無祖宗之氣魄，即使偶而發怨對臣僚予以制裁，也無濟於事。在這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