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罷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覺得過於牽強附會，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斷章取義，大有蠻不講理的勢頭。本想不去理會，但出於一種政治的敏感，他又不得不認真地看了一遍。當他讀到文章最後一部分時，不禁大吃一驚。“《海瑞罷官》這張‘大字報’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麼？對我們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人民究竟起了什麼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產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麼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這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臺，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麼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充當他們的政治代理人，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臺執政。‘退田’、‘平冤獄’，這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雖然是頭幾年發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頌的文章連篇累牘，類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傳，影響很大，流毒很廣，不加以澄清，對人民的事業是十分有害的。”吳晗讀了這段話後，憤慨之餘，靜下心來細細琢磨一番，他覺得這不是一篇學術討論的文章，也不太相信這篇文章僅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隱約地感到，一場風暴就要到來了。
10天之後，當吳晗得知姚文元的文章已在上海出了單行本時，心情越發沉重起來。一篇學術討論的文章竟然發行單行本，這意味著什麼？可是，吳晗不會想到，江青為了炮製姚文元這篇文章，早在1962年就以她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個正副部長，別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罷官》。1964年的下半年，江青又親自出面，要北京一個作者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遭到拒絕後，又跑到上海找她的老搭檔張春橋著手組織人馬。1965年初，姚文元奉命把初稿炮製出來，並由張春橋親自修改。這樣，他們“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來往於京滬路上，保密了七、八個月之久”。江青特別交代，文章“不用叫周恩來看”。
迫於當時的形勢，11月底，北京各報不得不相繼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日報》於11月29日被迫轉載此文時，在按語中特別強調了毛主席一貫倡導的“百家爭鳴”的方針，並說：“幾年來，學術界、文藝界對《海瑞罷官》這出戏和吳晗同志寫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見的。我們認為，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第二天，《人民日報》也被迫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語指出：“對海瑞和（海瑞罷官）的評價，實際上牽涉到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劇問題，用什麼樣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和怎樣用藝術形式來反映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問題”，“我們希望，透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互相爭論和互相批評”。並強調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北京日報》、《人民日報》的按語分別由彭真和周恩來定稿，從中不難看出，他們為保護吳晗的良苦用心。
1966年2月7日，中央文革五人小組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試圖對學術討論中“左”的偏向加以適當的限制。提綱強調了學術問題應透過“百家爭鳴”，辨明是非。對當時關於《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明確認為是學術討論的性質。並指出：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但林彪、江青卻置之不理。從3月份起，便把矛頭直接對準了包括吳晗在內的“三家村”，批判物件的範圍擴大到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鄧拓、統戰部長廖沫沙，並用工農兵的名義，要揪“三家村”的後臺。
1966年3月，由北京市委書記萬里出面，讓吳晗下鄉去參加農村“四清”工作。顯然，市委領導是想保護吳晗，讓他換一個環境。當吳晗來到北京郊區昌平縣大東流村時，對“三家村”的聲討已經遍及全國。吳晗下鄉時化名李明光，群眾並不知道他就是要批鬥的吳晗。村裡開會批判吳晗、“三家村”時都請他去參加，整天廣播喇叭都在喊“打倒吳晗”。有一天公社批鬥一個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