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之初，他並不贊成，確定發掘之後，他卻是具體指導者，無論是初期的發掘工作還是最後的發掘報告，都凝聚著他的心血。在和他的遺體告別之後，歸途中我默默地想：與其他發掘委員相比，也許他還算幸運的，雖然沒有看到發掘報告最後成書，總算看到了完稿，自始全終，在發掘委員中他是僅有的一位。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吳晗當時是北京市副市長兼北京市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主管文教事業，我的原單位北京市文物調查研究組為他直接領導（後屬文化局）。他又是歷史學家，明陵發掘的發起人之一、發掘委員，對發掘當然關心備至。1958年初秋，我下放前夕，《考古通訊》要公佈“定陵發掘簡要報告”，責任編輯徐元邦坐等索稿，我連夜趕寫“簡報”上半部，打電話報告吳晗，問他是否過目。回答很乾脆：“簡報稿子我不看，我只望你抓緊時間早日完成正式報告，我要看正式發掘報告。”我低聲答應。他哪裡知道，我第二天就要離開定陵，下放勞動，我不願告訴他。此一去何時回京，能否回來，不能預料，正式報告的事我卻冒然答應下來，真是糊塗之至，心中十分不安。
吳晗逝世10年之後，即1979年，“三家村”冤案平反。1984年是吳晗誕辰75週年、逝世15週年，生前他曾任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學會事前籌備開紀念大會、出版《吳晗史學論著選集》，他原為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建“晗亭”屆時揭幕（鄧小平題字），學會理事分工，我承擔在首都博物館舉辦“吳晗紀念展覽”。布展期間，我從定陵取來幾張照片，放大展出。開幕前夕，吳晗的胞妹吳浦月來了，面對照片，問我當時情況，我極力按捺住激動的情感，儘量把話題扯開：大約在1957年前後，吳晗要出訪埃及，特地來到定陵，問我要不要帶回一點關於發掘金字塔的資料。我告訴他這類資料圖書館可以找到，從定陵出土器物看，急需一些國外對出土文物的修復、儲存等書籍。此後不久，他陪同駐埃及大使陳家康夫婦到定陵參觀，順便將厚厚一本修復文物的英文書交給我。我試譯了其中的重要章節供參考，挺費力，沒譯完就放下了。說到這裡，我把吳晗與陳家康夫婦的合照指給吳浦月，她一直默然不語。我又講述了一些多年來吳晗關心北京文物考古的事例，她仍然默默不語，後來我講他關心定陵發掘報告以及多次指點我讀書記筆記的情況。講述之間，也許無意中流露了我的深切懷念之情，萬萬沒有料到，她竟當著那麼多人的面，緊緊抱住我嚎啕大哭起來，我一時茫然，不知所措。
事隔不久，《吳晗傳》作者之一王宏志來找我，說要補充一點吳晗與北京文物和定陵發掘的史實。當時發掘報告正在編寫，尚未完稿，一提定陵這塊心病，我又哽咽起來，談話無法進行。我們是先後同學，也許他不會怪我失態。沒過多久，侯仁之教授介紹美國人馬紫梅女士來訪，她也要寫一本英文字《吳晗傳》。事先約好時間，我有了一點心理準備，談了一些吳晗關心北京文物事業的例子，她滿意地走了。然而就在送走馬女士之後時間不長，吳浦月也帶著無限悲傷和遺恨，尋找她的胞兄去了。我滿懷悲痛之情參加了她的葬禮。
定陵發掘報告久久不能問世，師友們偶爾問及原因，我也講述一些情況，做點解釋，自然也流露一點情緒。有的同行知道一點內情，衝著我說幾句歇後語發牢騷：你不就是拉磨的驢嗎，報告寫不寫關你屁事，鹹吃羅卜淡操心。他的意思很清楚，安排不安排整理發掘報告，有領導在，你，小幹部，是“小驢拉磨”，聽吆喝的。有的師長勸我：既如此，你可以考慮寫一篇“備忘錄”，在《考古》雜誌上刊出，至少可以取得國內外同行的諒解。發掘期間，工作記錄之外，我也零星地記了些日記，以備查考。但“文革”中大都丟失了，時間、地點、人物記不大清，“備忘錄”不好著筆，一直沒有寫。現在好了，發掘報告出版，一代皇陵工程終於最後結束，我如釋重負，再也不用“備忘錄”了。
行文至此，本可結束了，但猛地想起，熱心的讀者也許關心多少年前那支工作隊的去向，所以應該再嘮叨幾句。
白萬玉，據他講，“盧溝橋事變”後曾在他的老家張家口尤關縣幹過一陣游擊隊，跟日本人狠打過幾仗。除去這段時間，他一生都在幹考古，大家尊稱他“白老”。定陵發掘沒有星期天，兩年多他也就在探溝和地宮中度過。他田野經驗豐富，尤其長於修復器物，可惜工作隊結束過早，沒有發揮他的專長。回到考古所，不久退休，北京大學的考古專業又請他去講過器物修復課，也帶過同學的野外學習。他無子嗣，記得螟蛉子在電車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