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之後得到證實。
令人驚歎的是,斯文·赫定無意中發現了被人類歷史遺忘了千餘年的古樓蘭遺蹟。第二年,他又來到此地,組織人力對古城遺址進行發掘,事實再次證實了他的論斷,沉默死寂的樓蘭古城終於重見天日。羅布泊荒漠隱藏的千古之謎,終於被一個瑞典人解開。斯文·赫定的探險發現頓時傳遍整個西方。也就在此時,一棵近代考古學的幼芽,在東方這塊神秘的國土上埋下了。
可惜在中國,這以地質學為基礎發展而成的田野考古學,這剛剛破土而出的稚嫩幼芽,並沒有引起東方人的注意和興趣,他們奉行和沿用的依然是清代顧炎武、阮元、王國維等從宋代沿襲發展而來的以研究古文字為主要內容的金石學。真正知道這棵幼芽的價值併為之培土,從而在中國誕生田野考古這門學科,是在斯文·赫定離開的二十年之後。那時,西方的田野考古學已經盛行,東方的版圖自然成為這門新興學科的試驗基地和掠奪目標。從英國的斯坦因於1906年第二次在中國西部地域的古樓蘭、陽關、敦煌等城堡和洞窟掠奪大批珍貴文物之後,中國的古代文化便開始遭到了空前的劫難。敦煌、龍門、雲崗等石窟的壁畫、石雕像等古代藝術品,被盜鑿得傷痕累累、百孔千瘡;西安、洛陽的古墓被掘,隨葬品被西方人洗劫一空;大批古建築被毀,許多古遺址和文物古蹟被掘得破爛不堪,一片荒涼……
殘酷的事實使中國人猛醒,不能再沉默了。中華民族有自己豐厚的文化積累,中國人有自己的文化事業,更應當有一支研究、考察、發掘和保護自己古代文化的隊伍。於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黃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便興盛起來,國民黨中央地質調查所從1921年開始,陸續派人到各地勘察,發現和發掘了一系列石器時代遺址,其中包括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指導發掘的著名的仰韶文化遺址。北京地區周口店的古人類遺址,在1921年由裴文中博士主持的發掘中,發現了第一個著名的“中國猿人北京種——北京人”完整的頭蓋骨化石,並首次透過研究,確認石器、燒骨和用火後灰燼的存在,從而明確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質,將它納入了考古學範圍。稍後,他和賈蘭坡教授主持發掘的山頂洞遺址,又獲得了舊石器時代晚期山頂洞人化石及文化遺物。儘管這些遺址的早期發掘是國際合作性質的,但它卻是中國考古事業崛起的先聲。1935年,安陽殷墟的發掘工作由中國人首次獨立完成。可以說,中國近代考古學是從這時開始誕生的。
1950年10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建立,標誌著中國考古事業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透過對中原、西北、東北、西南、東南一系列文化遺址的發掘,以翔實的出土資料,否定了法國人約瑟夫·德·歧尼和波提埃等提出的關於中國文明之源來自西方的學說。中國史前和早期歷史的發現、發掘和研究,終於在全世界的考古學領域內,佔據了自己應有的位置。
中國本來就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明。在這塊豐厚的黃土地上,辛勤勞動的先民,一代一代,用智慧、血淚,滋潤著它,創造了高度的文明,而這一文明,又隨著時光的流逝物化了。遺留在地上的、掩埋在地下的物質文化,長期以來沒有引起後世子孫足夠的理解和重視,更不為外國人所認識。當崛起的新中國的青年一代考古學者和老一輩的考古學家把這些早已物化了的文明捧出來公之於世的時候,外國人一下子驚呆了:看看吧!這不是古董,更不只是文物,也絕不僅是藝術品,是行將復興的中華民族記錄他們從古到今祖祖輩輩建功立業的活生生的文明史,是留給全人類的物質的、精神的巨大財富、遺產,其數量無可比擬,其價值無法估量,其內涵精深、博大,又華光四射!
新中國對皇陵的首次發掘,必然使世界再度為東方這個文明之邦肅然起敬。
獻陵風流事
新的一年開始了,對於趙其昌來說,也是一個新的開始。他在大學時代,學的是舊石器,新石器,甲骨文金文,商周的青銅器,以及秦磚漢瓦、魏晉碑刻,唐宋詩文等等,一下子轉到明朝,真是個新課題新工作,必須從頭開始。
他在導師夏鼐的指導下,進行了幾個月的實物與史料研究。從所掌握的中國考古資料和出土文物表明,在每一個歷史階段,不僅有大量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和裝飾品等實物出土或遺留下來,並有許多古遺址和古墓葬,尤其是古城遺址和帝王墓葬更是屢見不鮮。
西安曾經是11個朝代建都的地方,周圍有周、秦、漢、唐時期帝王墓72個,僅唐代就有19個。洛陽為9個朝代建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