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黃金屋。”
我們都知道，儒家知識分子有個極堅韌的行為就是，千方百計把他們侍奉的物件（皇帝）納入到自己設計的圈套中來。他們要求皇帝必須具備基本的仁義道德：必須要這樣，必須不能那樣。他們的政治理想就是：聖君賢相。問題就出在這裡，儒家知識分子從來沒有想過設計一種制度來限制皇權，而只是透過各種說教來讓君聖相賢。一旦君不聖，相不賢，他們只有一個辦法：乾瞪眼。
董仲舒曾用“天人感應”的方式來限制皇權，但漢武帝窮兵黷武的歷史照樣發生了。“天人感應”思想認為，國君做了壞事，老天就發怒；國君做了好事，老天就高興。北宋的儒家知識分子拿不出別的辦法，但如果還拿“天人感應”來忽悠，他們自己都會為自己枯竭的想象力而羞愧。所以，北宋的儒家知識分子們開始對“天人感應”進行升級。
意想不到的是，這段時期發生的一件事給理學的誕生提供了溫床。1058年，王安石在皇帝趙頊（宋神宗）的全力支援下進行變法。儒家的保守派群起而攻之，王安石將他們統統從中央驅趕到洛陽。正是在洛陽，以程頤為代表的洛陽知識分子群沒有政事的煩擾，所以專心致志地搞起思想來。也正是在這時，這些儒家知識分子放棄了儒家知識分子本應該堅守的處理現實問題的實際性，而凌空蹈虛地談起了天道和人性。
據說，程頤年輕時聽了周敦頤對《太極圖說》的解釋後，大呼過癮說：“周老師是天下第一等人。”朱熹很小的時候就曾問過老師：“頭頂是天，那麼天之上是什麼？”陸九淵三四歲的時候就問老爹：“天地的邊際在哪裡？”
正是這種區別於注重現實的古典儒者的探索精神，讓理學誕生到人間。理學雖然誕生於南宋